《王佐良全集》编辑手记
《王佐良全集》编辑手记
王佐良在英国莎士比亚故乡斯特拉福特应邀出席国际莎学年会（1988年）
赶在王佐良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十二卷本的《王佐良全集》终于问世，和读者见面了。作为编辑团队的一员，我参与并见证了这套著作从酝酿、启动、克服种种困难直到出版的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得以对王公作为学者、翻译家、诗人和作家的各种面相有更深入的了解，对自己能够参与全集的出版感到与有荣焉，也对全集这类大型出版项目的编务运作有了进一步的理解。记录下《王佐良全集》编辑中的点滴，既是一个阶段性的梳理、对全集编辑体例的一种探讨，也是作为编辑对作者最适合的纪念。
众所周知，全集出版所涉繁难极多，编纂理念也不尽相同，难有定论。出版方面对如何全面搜集资料、如何科学整理呈现、如何恰当编辑完善等诸多问题，不能不慎之又慎，也不能不当断则断。在王公家人和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支持下，外研社组建了编印发的核心团队，并成立了囊括各相关领域学者的专家委员会和具有全集出版经验的编辑出版委员会。有了这些支持，我们的工作得以顺利启动。
王佐良先生一生著述宏富，创作时间贯穿20世纪30年代至90年代，作品遍涉外国文学研究、外语教育、翻译、诗歌及散文创作等多个领域，除了作者生前编定的专著、文集、译著外，还有不少散见于报章、杂志、书籍、手稿中的作品。为了全面搜集资料，我们利用各大图书馆和数字资源库广泛调研，并通过媒体发布《〈王佐良全集〉征集资料启事》，调动各种可能的资源，王公的家人、朋友、弟子，北京外国语大学校史馆，美国布朗大学图书馆，中国现代文学馆等都提供了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在初步整理既有资料后，如何甄别、筛选、分卷成为最重要的问题，在这方面，《王佐良全集》专家委员会、编辑出版委员会中各相关领域的学者、专家给予了专业的指导。最终，《王佐良全集》以作者生前编定作品为主体，大体按著作性质分卷排列。专著、文集之外的补遗文章，尤其是笔名文章，遵照专家及家属意见加以甄别并酌情收录；该部分散篇结集，按作品出版或写作时间编次，并注明出处。各分卷卷首增写说明，简要介绍该卷内容及校勘所据版本、出处。为保持单部著作的完整性，作者生前出版的专著、文集中不同程度的重复内容未作删减；非作者自撰的辅文未收；重复内容中不尽一致之处为作者不同时期改动，保留版本差异。最后一卷附全集著作篇目索引，便于读者查阅。
在大的编纂原则、方向确定后，我们就进入到具体的编辑阶段。对全集作品而言，编辑原则和体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这种编辑人数众多的大型出版项目中，让每位编辑都有可以遵循的规范和依据，才能保证项目的统一和流程的可控。那么全集的编辑应该遵循怎样的原则呢？我们认为有两个基调：尊重和完善。所谓尊重，是对于全集这类学术大家的作品，编辑时尤其需要谨慎，妄改是最要杜绝的问题，尊重作者、原作语言和时代背景是首要原则。对内容、语言上的疑问，我们务求进行多方面的查证、核实，不能确证的地方宁可不改，一仍其旧。所谓完善，是说全集的编辑仍负有统一体例、对错讹予以改正的责任。比如不同年代出版的作品，对文字、数字、标点有不同的规范，收入全集中就需要相互统一。也有不少“手民之误”，不是作者本意，全集编辑也有责任甄别勘误。比如王公的名译“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傅彩，足以长才”，就有版本将表示“增添光彩”的“傅彩”误为“博彩”。还有可能存在原编者的误改，比如王公为《英诗金库》作序说：“原编者收了288首诗，按时代先后分为四部份，第一部分到1616年，是十六世纪及十七世纪初叶的作品；第二部分到1700年，以十七世纪作品为主”，收入文集时，“十七世纪”被误改为“十八世纪”。最后，因为时代和资料等的限制，原作也可能存在事实性、逻辑性的瑕疵。这些都需要全集编辑根据一定的规范来予以完善。
原则确定之后，就需要考虑具体的编辑体例了。在项目启动之初，我们就探讨了制定体例的思路：在具有普遍性的问题上制定明确的规范，减小编辑因不同倾向而各自判断的空间；在特殊问题上给出一以贯之、逻辑自洽的规则，给编辑的个人判断提供框架和支持，并由统稿人把关。同时，制定体例时既要考虑可操作性，也要考虑科学性，因为体例一定会随着项目的进展不断更新、不断增加，要用合理的规则一以贯之，才能避免前后矛盾或框架不能容纳问题的现象。
那么何谓合理规则呢？进一步说，以上想法要落到实处，重点是要厘清：哪些是要保留的作者原意、作品原貌，即使有疑问，也只能作编者注，不可径改；哪些是无关宏旨、无关内容的技术性问题，不必事事作注。由此，我们将遇到的编辑问题主要分为体例统一问题和内容问题。
体例统一涉及的主要是原作原本的或者收入全集后存在的不一致之处。首先就是注释、参考文献，很多作品出版时尚无现今的学术规范，因此注释和参考文献体例各异，包含信息不一。收入全集后，我们以尽量尊重原貌为大原则，对注释和参考文献的内容不作增删，只进行格式上的统一和个别的勘误（明显的笔误或排印错误径改，内容改动加编者注）。参考文献中条目之间的顺序未按字母、拼音或笔画顺序的，反映了作者的特定意图，也予以保留，仅就条目内部的格式进行统一。其次，因出版年代不同存在的文字问题，比如繁体字、异体字、不符合现代规范的字等等。对于繁、异体字，参照《鲁迅全集》，我们原则上都改为简体，但对个别体现当时习惯或改动之后可能导致误解的繁、异体字，则提出讨论、酌情保留。对于不符合现代规范的字和非推荐词形，参照《现代汉语词典》改为规范用字、推荐词形，《现汉》中都出条的，以单书或单篇为单位统一。第三，数字、标点用法。参照现今规范，对使用阿拉伯数字和汉字的情况进行统一，尤其注意局部统一。标点则主要参照林穗芳先生的《标点符号学习与应用》，兼顾最新规范。最后，对于从外文翻译的人名、地名、作品名、机构名等，考虑到原作时代特点以及翻译家对译名问题的争论，我们认为不宜简单按照译名手册等进行统一，但是作者生前出版的单书或发表的单篇文章，理应内部统一。
体例统一问题绝大多数均可径改，而内容问题就比较复杂。首先是明显的笔误、排印错误或原版本的编辑错误，可径改。但对此类错误的认定需要慎之又慎，最可靠的办法就是征引作者生前出版的不同版本进行互校或请教相关领域的专家。其次是引文的误植，在充分确认原文、核实版本的基础上，可径改。但若影响上下文的表达，需作编者注。第三是事实性错误，例如人物生卒年、作品出版年等等，考虑到资料发掘和学术研究是不断演进甚至有所反复的，该类问题有其时代特点，因此我们倾向以作编者注的方式处理，给出现今的资料来源。这样既能体现学术研究的发展变化，也为今天的读者提供了可回溯、可借鉴的资料。最后是逻辑性问题，因为这是最取决于编者个人判断的问题，因此必须通过作注的方式处理，以免出现想当然的妄改。另外，为了区分各种不同的注释，凡作者本人的注释不另补注说明，作者所加译注注明“译者注”，原编者所加注释注明“原编者注”，全集编者所加新注注明“编者注”。
以上所说仅仅是我们在编辑过程中遇到的代表性问题，要在具体操作环节把这些原则、体例落到实处，根本仍然在于科学的查证核实、严格的分寸把握。即使如此，囿于自身的学识与经验，我们虽然勉力为之，仍难免疏漏，只能祈愿读者方家教正，今后修订完善。
王佐良先生曾说：“语言之有魅力，风格之值得研究，主要是因为后面有一个大的精神世界，但这两者又必须艺术地融合在一起，因此语言表达力同思想洞察力又是互相促进的。”在编辑他的作品的时候，我无数次感到，这何尝不是王公自身学术进路的写照？他的语言的魅力、治学上的深刻洞察力、精神世界的宏富高旷，无不呈现出一位学问大家的深度与志趣。这让我既欣喜于自己能够参与编辑他的全集，也深恐力有不逮，佛头着粪。但我想，全集的出版，最重要的意义应该是“藏诸名山，传之其人”，王公所开创的研究、译介、教学和创作的学术路径得以传承，这样的喜悦应该是压倒一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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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佐良全集》编辑手记赵雅茹2018-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