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读本》中的中国形象

《中国文化读本》中的中国形象

作者:胡自信 第432(2017/05/03)期

 
《清明上河图》(局部) 
 
《中国文化读本》叶朗、朱良志著



  近年来,很多学者都在谈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问题”。大家的意见可以大致分为两种:一种认为,应该积极地把我们的文化“送出去”,我称之为“送去主义”;一种认为,文化的事情急不得,从实际情况看,送去主义的效果并不好,最好是让外国人来挑,他们需要什么,自然会“拿走”什么,从他们的角度看,我们可以帮助他们“拿来”,我称这种观点为“拿来主义”。我倾向于后一种看法,因为衡量对外文化传播的标准,是效果而不是动机。送去主义不一定符合人家的国情,但是拿来主义一定符合,因为人家需要什么,他们比我们清楚得多。由此看来,文化走出去的问题,至少有两个要素:(1)人家需要什么?(2)我们有什么?对我们来说,关键还是文化建设。我们这里有物可拿,他们才能来拿。 

  我认为,由叶朗教授和朱良志教授撰写的《中国文化读本》(第2版,以下简称《读本》),就是这方面的一个重要成果:对外国人来说,这里的可拿之物比比皆是;对中国人来说,这里的可送之物唾手可得。作为“人文奥运”的标志之一,2008年该书第1版问世,好评如潮。八年后,其第2版又面世了。读者也许会问:在诸多好评中“再加”一条,有这个必要吗?我的回答当然是肯定的,但是我要说,新加一条不是为了重复旧论,而是为了“重新理解”,原因很简单:让世界了解中国的事业依然在路上,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显现;只有通过及时的、不断的思考,这项事业才能进步得更快更好。一些学者早已指出:外国,尤其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了解实在太少了;比较而言,中国对西方文化的了解,明显好于西方对中国文化的了解。2010—2012年,我曾任职于英国西北部的一家孔子学院,对这种情况有切身体会。举例来说,为了推广中国的语言文化,我们在当地学校(主要是中学)有计划地举办“中国日”活动,其中的“中国知识竞赛”很受欢迎。题目的设计者有中国老师,也有英方的汉语教师,以英方为主,因为他们更了解情况。我还记得这样一个选择题:中国的首都是哪个城市?东京,北京,香港,或新加坡。有些回答是香港,有些则答不来。西方对我们的了解,由此可见一斑。 

  在我看来,《读本》的优点在于其深度。有深度者,必有一定的广度;但是有广度者,不一定有深度。诚如该书前言所述,作者要写一部“有深度”的读物,以“照亮”中国文化。这个写作原则颇具哲学意味:有深度,才能“照亮”;深度不够,照得就“不够亮”;照得不亮,读者就难以理解或无法理解。有深度,有学术含量,是该书区别于同类著作的重要标志。这与作者的学术背景、学术造诣与社会担当有关。就学术背景与学术造诣而言,两位作者都长期执教于北京大学,都是我国著名的美学家和哲学家。他们不仅以通俗易懂的语言,阐述了晦涩难懂的哲学思想,而且积极采纳其他学者以及他们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在构建“文化中国”的同时,他们还揭示了一个“美丽中国”——不仅有器物之美,而且有精神之美——他们巧妙地把中国人民对真的探索与美的追求融为一体。就其社会担当而言,这部有深度的普及读物,自觉地承担了为普通读者服务的历史使命与社会责任。 

  在该书第2版的发布仪式上,叶朗教授以朱光潜先生的《谈美》与朱自清先生的《经典常谈》为例,阐述了他对“普及读物与学术著作”的独到见解:前辈学者的范例告诉我们,一方面,普及读物不能写成学术著作,因为学术著作难以普及;另一方面,普及读物又不能没有学术含量,没有学术含量,就没有普及的意义。这个见解的“独到之处”在于,同类著作一般来说不怎么强调学术含量。从该书的发行量看,由“大家”写的这本“小书”(普及读物),深受读者喜爱。 

  该书的深度主要表现在其构建的“中国形象”之上。何为中国形象?根据我的阅读,中国是一个哲学上信仰“万物一体”,道德上提倡“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文化上坚持“开放包容”,生活上追求“平安、和乐”的国家。当然,作者列出的中国文化的特征远不止这些,但我认为,这四点最为重要。首先来看我们所信仰的“万物一体”。这是中国哲学与文化的最主要特征,它存在于中国的政治、军事、法律、经济、建筑、教育、医学、文学、艺术、社会习俗与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作者选取了既有代表性又有可读性的一些原文,来说明这一特征。孔子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孟子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就是说,“从爱父母开始,一直推广到爱天地万物。这就是‘仁’。”(《读本》)作为哲学家,作者深知哪些哲学知识重要,哪些不太重要;与非哲学家相比,这是他们的一大优势。与此同时,作为美学家,《读本》的作者还有一双慧眼,不仅能欣赏事物的美,还能把真的东西与美的东西融为一体,引导读者领略“万物一体”的哲学意蕴。例如作者引用《论语》中的一个故事,来阐述古人对生命意义的探索。有一次,孔子与弟子们谈论人生理想,子路和冉有的理想是治理国家,公西赤的理想是礼宾官,曾点与他们迥然不同,他说:暮春时节,我身着春服,和五六个成年人,六七个少年,在沂水边游泳,在舞雩台上吹吹风,然后唱着歌回家。孔子说,他赞同曾点的追求(“吾与点也”)。作者深刻地指出:“孔子的话表明,尽管他十分重视一个人要为社会做贡献,但是在他心目中,一个人应该追求的最高的精神境界,应该是一种人与人和谐、人与天(自然)和谐的境界,是一种审美的境界”。新万物一体的思想,是真善美的统一。这是我国学术界最新、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在其学术著作中,叶朗对此论述如下:“如张世英所说,一个只有低级境界的人必然过着低级趣味的生活,一个有着诗意境界的人则过着诗意的生活。每个人的境界不同,宇宙人生对于每个人的意义和价值也就不同。”(《美学原理》)普及读物不同于学术著作。作者用孔子的一个小故事,来阐述这样深奥的哲理,真可谓深入浅出,独具匠心。这就是这本普及读物的“不普通之处”,其深度或学术含量正在于此。我认为,真善美的统一或新万物一体论(即区别于传统的万物一体论)是全书的“大纲”,纲举而目张,这个总特征表现在该书所述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凭借这个大纲,我们就能把看似互不相关的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联系起来。 

  其次,再来看中国形象的第二个特征:道德上提倡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中国文化包含着极为丰富的道德思想,儒家主张“孝、悌、忠、信、礼、仪、廉、耻”八德,《读本》作者为什么偏好“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一条呢?我觉得作者所突出的这一点,既代表学术界的主流思想,又有重要的理论依据。例如张岱年认为:“刚健自强的思想可以说是中国文化思想的主旋律。”(张岱年:《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我所谓“有重要的理论依据”是指,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天道,孝悌忠信礼仪廉耻是人道;与后者相比,前者具有万物一体的本体论意义。(参见张世英:《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换言之,在中国人的道德观念中,万物一体的思想主要表现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样一种人生观,前者是纲,后者是其道德之目。作为普及读物,《读本》没有做这样的理论分析,而是让一些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来说话。例如张骞出使西域的故事。“公元前138年,张骞率一百多人,从长安出发,出使西域,但刚进入河西走廊就被匈奴俘获,软禁了十多年。后来张骞逃脱软禁,又经千辛万苦,最后回到长安,一百多人的队伍只剩下两人。”(《读本》)被软禁十余年,一百余人仅存活两人,张骞依然牢记使命,载誉凯旋。公元前119年,他再次出使西域,“还分遣副使到西域各国,他们到了南亚、西亚以及地中海地区,足迹遍及十多个国家。”(《读本》)第一次出使西域的苦难经历,丝毫没有吓倒张骞。这种百折不挠的精神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人生观。这里的“厚德载物”表现在汉朝与西域各国的友好往来上——汉武帝三次出击匈奴,消除了西汉帝国所遭受的边境袭扰,打通了对外交流的丝绸之路。“出击”是手段,“交流”才是目的。 

  再次,我们来看中国形象的文化特征:坚持开放包容。很多中国人不知道,这是我们的一个优秀传统,于是一提改革开放,这些人言必称西方。这是缺乏学习、思考的标志。国人尚且如此,某些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的误解自然更多、更大。在英国工作期间,我听过一个中国文化讲座,主讲人试图用一幅漫画来说明中国人的思想。这幅漫画的主题是,一个留着辫子的中国人,正洋洋得意地对几个西方人说,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其他细节早已被我淡忘,唯独这个“中国形象”保留着,还有我的几个中国同事对他的反驳。据我了解,这个教授不但没有恶意,反而对中国很友好。他对中国的曲解,完全是由于无知。他不知道,闭关锁国、妄自尊大是中国历史上的特例,不是主流。《读本》讲述的历史事实,与此形成鲜明对照。首先是大唐盛世的开放气象。作者指出:“《论语》一开头就记载着孔子的教导:‘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由唐太宗开启的大唐盛世,正体现了孔子所表述的这种中国文化精神。大唐盛世在文化上显示出开放和包容的态势,在当时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呈现出涵容百川的五彩缤纷的景象。”作者用白居易的诗来说明当时艺术领域的开放程度:“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飖转蓬舞。”胡旋舞来自当时的西域,却深受汉人欢迎。宗教领域的开放程度同样令人惊讶。作者指出,“基督教传入中国就是在唐太宗的时候。那是基督教的一个派别,叫聂斯托利派。”被罗马教廷判为异端后,他们不得不向东发展。贞观九年,主教阿罗本带领一些信众来到长安。他们自称景教。“唐太宗派房玄龄热情接待他们,让他们在皇帝藏书楼翻译景教经典,并由政府出资帮助他们在长安建了一座教堂。”唐人不仅不排斥外来文化,而且虚心地、努力地学习外来文化。玄奘大师和义净大师就是最好的例证。公元627年,玄奘启程赴印度取经,历经17年,游历110余国,带回佛经657部。“当时唐太宗在洛阳,他命宰相房玄龄派右武侯大将军莫陈实等官员迎接玄奘。很快唐太宗又在洛阳接见玄奘,长谈十二三个小时。”武则天同样重视学习外国文化。公元671年,义净大师由海路经苏门答腊等地赴印度取经,“前后24年,带回梵本经、律、论400部。武则天亲自到上东门外迎接,极其隆重。”我们的先人对待外国文化的态度及其学习外国文化的热情,由此可见一斑。《读本》言简意赅地告诉读者,开放包容的广阔胸怀是我们的一个弥足珍贵的传统价值观。 

  最后,我们来看中国形象中的百姓生活:追求平安、和乐。换言之,和平、安宁、和谐、快乐的生活,一直是我们祖先的追求。我并不是说,中国人只有这两个特征,而是说《读本》所讲的这两个特征,一定是中国人所具有的诸多特点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多例子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我只能选取其中的两个:长城与《清明上河图》。说起长城,人们往往把它与战争联系在一起。与此相反,《读本》高度认可一个英国学者的观点,把介绍长城的一章取名为《祈求和平的万里长城》。作者认为:“长城是和平的标志,是人们在和平的愿望下修建的。绵延万里的长城,包含着这个东方民族要过安宁生活的强烈愿望。”这就是说,中国老百姓的最大特点之一是爱好和平,反对战争。作者的言外之意显然是,古人如此,今人亦然。这就把我们的过去与现在联系起来。爱好和平也是我们的一个传统价值观。以平安(和平)这个极为重要的价值观念为纽带,长城不仅把古代和现代联系起来,而且把东方和西方联系起来。宋代名画《清明上河图》则描述了中国百姓所追求的和谐、快乐的生活。它把北宋都城的广阔世界展现在我们面前:赶毛驴的小孩儿,纤夫,装卸工,大桥,小桥,地摊儿,算命先生,酒楼,客栈,香料铺,绸缎铺,药铺,和尚,道士等——“应有尽有。有人数过,画面上出现的一共有七百七十多人……处处透露出市民们满足的、散淡的心态,透露出一片宁静安乐的和谐。”由此可见,作者心目中的中国百姓,与上文提到的那位不了解中国文化的英国学者心目中的中国百姓,有天壤之别。 

  《读本》告诉我,中国人相信“万物一体”,提倡“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人生观,对不同的文化持“开放包容”的态度,生活上追求“平安、和乐”。在我看来,这个“中国形象”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不仅反映了中国的过去,而且照亮了中国的现在:“与古人、今人同呼吸、共命运,才能使历史、传统的纽带生动起来,而只有生动的纽带才构成真实的历史和传统”。(张世英:《进入澄明之境——哲学的新方向》)在阐述我们的基本国策时,我国领导人曾援引古人的话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这不是“万物一体”的哲学信仰吗?数学家陈景润,作家张海迪,以及无数身处逆境却能乐观向上的中国人,不正体现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人生观吗?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虚心向西方学习一切有益的知识,这不是一种文化上的“开放包容”吗?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最常听到的祝福之一是,愿你平安、快乐,这不也是古人所期盼的平安、和乐吗? 

  张世英说,美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因为它是对求真的科学境界与求善的道德境界的超越。(《审美启蒙》)从这个角度来读这本由美学家写的书,读者或许会有所收益。近些年,在教学实践与对外交往中,我常被问及中国形象之类的问题,每每感觉难以作答。《读本》为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答案。我要用它所援引的两句古语,来结束我对该书所塑造的中国形象的讨论:与同类著作相比,该书的独特优势在于,它不仅为读者展示了不同历史时期的“一朝风月”(即本体的不同显现,亦即不同的中国形象),而且清楚地指明了中国文化中的“万古长空”(即作为本体的新万物一体)。正是这万古长空与一朝风月,既把中国文化与其他文化区别开来,又把二者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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