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大报视野中的早期商务印书馆
英美大报视野中的早期商务印书馆
《万有文库》书影
哈雷特·阿班
王云五
《为动荡的中国提供书籍而不是子弹》，《纽约时报》1930年6月1日
最近笔者为研究西方报纸视野中的商务印书馆，在英美大报上发现了一批关于早期商务印书馆的报道，应该属于国内首次发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两篇，一篇是英国《泰晤士报》（Times）1911年发表的《一股中国的教育势力——商务印书馆的故事》（AChineseEducationalForce—StoryoftheCom⁃mercialPress），另一篇是美国《纽约时报》（NewYorkTimes）1930年发表的《为动荡的中国提供书籍而不是子弹》（Books forTroubledChinainPlaceofBullets）。辛亥革命的成功和中华民国的成立只是让商务印书馆暂时放慢了前进的脚步，但是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却让它大伤元气。这两篇报道都记录了这两个大事件发生之前商务印书馆的发展盛况。
这两张大报都对当时的商务印书馆做出了极高的评价。《泰晤士报》在报道的开头就提到“在诸多有助于改变中国人观念的力量中，没有比商务印书馆更有分量的了”，并称“商务印书馆仅有15年的历史，能够成就这么大的事业，完全可以被当作是现代中国的奇迹之一”；而在《纽约时报》中，王云五最后提到：“他领导的公司主要不是为了赚钱，而是要帮助中国大众，让教育更容易也更便宜一些，是为解决中国各方面的苦难提供基础性支持的一个机构。”《纽约时报》则称：“作为中国同行业中的翘楚，商务印书馆仅仅成立于35年（该文提到是35周年，实际上只有33年零3个月。应该是取的约数。——笔者注）之前，而今天却已经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
《一股中国的教育势力——商务印书馆的故事》由《泰晤士报》驻上海记者所写，发表于1911年12月1日，这应该是西方主流报纸第一次全面报道商务印书馆。而早在1908年2月6日，该报就在一篇题为《中国教育与西方文学》（ChineseEducationandWesternLiterature）的报道中第一次提到了商务印书馆，说它是一家管理有效、发展迅速、分馆遍布全国的成功出版社。在商务印书馆创办将满15周年之际，它能引起《泰晤士报》的再次关注，证明其发展之迅速、方向之正确。
《为动荡的中国提供书籍而不是子弹》由《纽约时报》驻中国首席记者哈雷特·阿班（HallettAbend）在美国采写。1930年4月到5月，他刚好回美国休假，和王云五在美国访问的时间重合。《纽约时报》在两个月之内对商务印书馆进行了两次报道。第一次报道由阿班采访于3月15日的上海，发表于4月13日，题为《中国推崇书籍为文化之根本》（China Hails Books as CultureBasis），着重提到了《万有文库》的出版发行情况。《为动荡的中国提供书籍而不是子弹》则是对王云五本人的采访稿，采访日期是王云五离开美国去英国之前，发表于当年的6月1日。在《岫庐八十自述》中，王云五提到：“我在离美赴欧以前，曾受《纽约时报》记者Abend之访问，畅谈商务印书馆情形，及我主编之万有文库二千册事。该记者认为如此大规模之图书，在世界上得未曾有，竟以巨幅之叙述，为我宣传，并将该报寄我驻英使馆转交我。”此“Abend”即“哈雷特·阿班”。不过王云五没提到报道的具体日期，至今也没有报纸的原件以及复印件或者学者的有关论述来证明这一点。而笔者根据“Abend”这个线索在《纽约时报》数据库检索到了这篇文章，佐证王云五此言不虚。在商务印书馆创办将满35周年之际，它能引起《纽约时报》的两次关注，证明它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单从商务印书馆雇用的员工而言，1930年是1911年的五六倍之多。
这两篇新闻都着重报道了商务印书馆以教育立社的成功策略。不过前者侧重的还是教科书对中国人的启蒙作用，而后者则在此基础之上，论及《万有文库》这部皇皇巨制对中国大众教育的深层次影响。
商务印书馆在中国出版史上占据极其重要的位置，早期外媒报道有助于我们对其历史，乃至中国出版界、文化界历史有更深入的、多角度的了解。但这方面的研究目前还不多，希望此文能抛砖引玉，为进一步的探讨研究提供线索。作为史料，本文特附录两篇报道的译文：
一股中国的教育势力
——商务印书馆的故事
（《泰晤士报》，1911年12月1日）
根据我们观察的结果，在诸多有助于改变中国人观念的力量中，没有比商务印书馆更有分量（确实更令人关注）的了。当今的中国有一种现象令人欷歔，这就是，如果各自为政做生意，没有哪个国家的商人像中国商人那样奉公守法了（尽管近年来有一些例外的，但还不足以颠覆这个优良传统），不过一旦合股做生意，中国人往往合作不好，这些合股公司很少有赚钱的，还常常面临欺诈的指控。本记者不是商务印书馆的股东。但是纯粹从运营方面来看，根据商务印书馆的年营业额来判断，其每年所出出版物的数量巨大，品种繁多，分馆、支馆林立，遍布中国，是对这种指控的有力反驳。更进一步来看，商务印书馆仅有15年的历史，能够成就这么大的事业，完全可以被当作是现代中国的奇迹之一。
创业维艰
商务印书馆成立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的正月，馆址位于上海江西路一条小巷中的一幢三室的房子里，创业伊始，困难重重，只有两台印刷机，条件非常简陋。大家应该知道，当时西方的教育观念（实际上就是西方的常识）在中国还未充分普及开来。现代化学校寥寥无几，这些学校需要的出版物都是由教会出版机构专门提供的。到了1898年年中，该公司就能搬进北京路上一幢十二室的房子里，位于这条更繁华的大街上有利于自身的业务发展。1902年，这幢房子不幸被大火烧毁了，但是新的印刷厂已经在北福建路竣工，它还在河南路这条非常繁华的大道上开设了门市部。1903年，它在蓬莱路设立了编译所。
经营多元
业务上的持续增长亟待集中式的管理。1905年，商务印书馆在北河南路附近大规模建造房子，以便迁入全部的经营部门，临街还设有门市部。总馆和货栈占地29亩，合计将近5英亩。这些建筑全是欧洲风格，用煤气和电力照明，有电话和轻轨连接。除了给学校正常供应教科书以外，它还承担了高质量的装订、制版、照相凹版、平板印刷、彩色打印、三色印刷、锌蚀刻版等方面的业务。模印和制图也成为其重要的印刷业务分支。因为业务需要，商务印书馆雇佣了大约一千名员工，包括一位美国技师和几位日本技师，还汇集了当时中国一些最优秀的学者。此外，它还开办了一所专门为公司分支机构培养练习生的商业补习学校。
在1905年底，商务印书馆根据《钦定大清商律》申请注册为股份有限公司，成为中国最早的此类机构之一。1905年初，其营业执照由商部正式颁发。它的注册资本为鹰洋100万元（10万英镑），先集资半数。之后因为新的业务扩张需要新的资本，所以集资额达到了80万元。商务印书馆管理层由七名董事组成。董事会主席是在中国教育界享有盛名的张元济先生，他是北京学部副大臣及随后成立的中国教育会会长。此外还有两名查账员、一名总经理和一名经理，当然还有一名监督印刷、出版、编译等主要部门的监理。该公司去年处理的交易额高达近200万元，或者在19万至20万英镑之间。该公司捷报频传，不仅获得松江府物产会的金牌，还因为在去年南京举办的南洋劝业会上多方面的卓越表现获得奏奖一等金牌，这远远超过了此前获得的那些奖牌。商务印书馆现有20个分馆，分别设在奉天（即沈阳）、北京、天津、太原、西安、汉口（这是该公司的首个分馆）、广州、长沙、开封、成都、重庆、济南、杭州、南昌、梧州、潮州（靠近汕头）、常德（在湖南）、芜湖、黑龙江、福州。实际上，所有省份都覆盖了。除了主要的分馆，它还有超过千家的代销处，一直延伸到了南洋地区。
教育为本
很难查明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在乡村中渗透到什么程度。在所有对中国之觉醒和工作中民主意识的评估当中，有必要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划出明显的界限，整个国家受西方思想影响的人口比例，与城市以外的数百万甚至数亿人口比起来，在目前以及未来的若干年中，都微不足道。但从长远来看，这些人口才是整个中国要面临的真正问题。
关于系列教科书，商务印书馆自然而然地按照外国出版社的标准来要求自己。除了自己的出版物外，它还是美国三家知名出版社中的两家和五家英国出版社在中国的代理商。它的系列教科书包括分级设置的语法书、习语书、修辞书、作文和会话书、尺牍写作和英语文学经典。其中包括丰富的注解和阐释，练习则展示了句法重点和词汇表。同样的教学体系也体现在法语、德语和日语出版物中。除此之外，还有大量关于中文、伦理、历史、地理、数学、科学、绘画、音乐、体育文化的出版物，也包括少数的商业实践类出版物，可是项目不多。鉴于人们普遍抱怨学习西方导致了对作为母语的汉语的严重忽视，现代学生往往略懂一切，却无一精通，这个系列出版物特别有价值。
这些出版物的定价是非常合适的，从2便士一册到4便士一册不等。这种内含八册或者十册的套书可能会卖到半克郎（即30便士。按1971年以前的英国币制，1克郎是60便士，1英镑是2克郎。——笔者注）。如此便宜的装订及纸张当然是一个缺陷，然而考虑到中国传统上对书籍的尊重，这一点就不值一提了。再者即便价格不高，但是其印刷和包装之好却超乎人们想象。
总之，商务印书馆的发展表明其对细节的关注和在业务经营上的广泛进取，这使其从卑微起步却能发展迅速，并在将来取得更长足的进步。必须注意的是，其经营不能够逾越公平交易的界限。今年美国法院对英国金恩出版社纽约分社向商务印书馆提出的反对侵犯版权的控告进行听证，北京现在开始讨论这件事情。必须承认，这件事的前景对商务印书馆来说很可能不会令人满意。但是这类问题并不会损害商务印书馆的整体实力，也并没有损害商务印书馆作为一股教育势力所取得的卓越成就。
为动荡的中国提供书籍而不是子弹
——王云五讲述其通过出版进行大众教育的壮举
（《纽约时报》，1930年6月1日）
许多中国军阀用数以千万的不义之财冒险下注，目的是为了扩张或者维持一己私利。但是有这样一位才华卓越的中国公民，却用个人财产下了50万元的赌注，要为同胞的教育事业发展作出贡献。这位胆大的人就是王云五先生，现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最近，他从纽约坐船去了英国，此前曾花费七周时间在美国调查研究美国大公司的效率制度和福利活动。
王云五先生这次用个人财产冒险出版《万有文库》，被证明是一次成功的“下注”，但是这不会为他的腰包增加一个铜子。《万有文库》预计收录书目多达2000册（据王云五的自述，《万有文库》第一集于1929年问世，收录图书1010种，装订为2000册。——译者注），不仅包括最好的中国经典、历史著作，还包括被译成现代汉语的外国文学、历史、哲学、诗歌和科学著作的精华。
众多学者助阵
在王云五成为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之前几年，他是商务印书馆的编译所所长。所里聘请了一群杰出的中国学者，规模达300人之多，主要从事教科书的翻译、编辑、写作等工作。在这些年里，王云五在中国著名的思想家胡适先生的帮助下，一直致力于《万有文库》的前期资料准备工作。王云五和胡适希望以很低的成本来出版这套丛书，让中国的那些贫穷小镇也有能力购买。但是当最终决定要出版这套丛书时，商务印书馆的一些元老们表示反对，他们害怕这次冒险会让公司损失惨重。
接着，王云五就付诸行动。他从美国订了50万元的白纸，足够印刷预计5000套的《万有文库》。因为商务印书馆不愿为此出资担保，王云五就用他的个人财产做担保。《万有文库》去年发售，一套2000册，售价350元（据王云五自述，预约价360元。——笔者注）。就在王云五从纽约上船之前，他收到了一封来自上海的电报，内容是说《万有文库》第一版的大部分已经售出，而且有4300套付的是全款。
王云五先生拒绝回答有关中国政治或中国内战的问题，他宣称：“中国人民的唯一希望在于教育的普及，以及交通线路的迅速延伸。没有了教育、公路和铁路，国家的统一就成了一个难题。”
在3月14日坐船来美国（王云五在《岫庐八十自述》提到“民国十九年三月七日我从上海乘比亚士总统号放洋，前往日、美、英、法、德、比等国考察管理”，3月20日到日本神户，4月3日到达美国旧金山。因此两个出发日期对不上——笔者注）之前，王云五从未离开过中国。他觉得旧金山很迷人，他用“巨大”来形容芝加哥，用“难以形容”来描述纽约。但他对在美国的生活感到十分开心，对他所到地方受到的热情接待非常满意，还希望自己能在1933年来参观芝加哥世界博览会。
在美国期间，王云五亲自考察了四十多家工厂和出版机构，并和超过三十人的效率专家、经理、工会领袖和企业福利部门负责人会面交流。他为这些活动做了25万余字的笔记，记述了他对美国的印象。在美国他还抽空面试了许多中国年轻人，都是美国大学的毕业生，并鼓励他们当中的六人回到上海。王云五9月回国后，会在上海创建一个精心策划的综合性研究所，他邀请这六人成为其中的骨干。在欧洲的时候，王云五期望至少可以鼓励另外四位从英国大学或德国大学毕业的中国学生加入到这项工作中。
王云五在43岁的时候，手下就有6000多名员工（《中国推崇书籍为文化之根本》一文提到当时商务印书馆有5000多名员工。——笔者注）。作为中国同行业中的翘楚，商务印书馆仅仅成立于35年之前，而今天却已经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它的股本仅有500万元，但是它用利润购置的很多不动产，其价值是这个数字的许多倍。单就印刷厂而言，在上海就占地20英亩之多，并设有许多分厂；它在北京和香港设立了印刷分厂，在中国的其他30个城市设立了分馆，在中国及国外有1000多家代销处。
在过去35年里，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超过3万种书，另外还有300种书即将问世。此外，商务印书馆还出版多份杂志，并在中国学校中发行了超过三分之二总量的教科书。
据说商务印书馆向其员工支付了中国最高的工资，他们全都享受公司为之购买的集体人寿保险的保障。公司每年都会发放奖金；慷慨的退休金制度让退休员工或者因工伤去世的员工家属获益；公司为员工开设的储蓄账户会支付利息；工人们的孩子可以免费上学；它提供一个在外国学习过的医生管理的药房，还有为女性员工的孩子准备的育儿室。公司还为准妈妈们准备了一份孕妇补贴。
函授学校
商务印书馆在出版工作以外，还开设了一所函授学校，32000多个中国人从此毕业。它还在上海开办了东方图书馆，面向公众免费开放，尽管其建立的初衷是为了服务于公司的编辑。它收藏了超过20万册中文书籍，以及大概10万册外语原版书籍，此外订阅了全球700种报纸和期刊，还收藏和保存了中国的古籍善本。
王云五作为这家大出版社的总经理，出生于广东省距离广州城不远的地方，是中国南方人。虽然在中国被称为“活着的百科全书”，但他几乎没有接受过学校的系统教育。今天，他除了是一位著名的中国学者之外，还通过自学的方式掌握了几门外语——他可以说、读、写英语、德语、法语、日语和一点儿拉丁语。
在过去的几年里，王云五除了从事许多活动外，还抽时间研究和完善了一个简化的汉字检索系统——“四角号码检字法”。同老方法相比，这个新系统简单实用，仅在过去的两年中已经有超过百万的国内外使用者。
在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时，王云五是位于上海附近的吴淞中国公学里的一名教授。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清王朝终结，他受聘于教育部，并担任当时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博士的秘书。后来他在教育部担任高等教育司司长（据王云五的自述，他曾担任教育部专门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后兼主任秘书，再升专门教育司司长。——笔者注），一度还代理教育部次长。他为这些国家权力部门服务时，仍然在中国大学任教，同时还是北京《民主日报》的编辑。
王云五认为他领导的公司主要不是为了赚钱，而是要帮助中国大众，让教育更容易也更便宜一些，是为解决中国各方面的苦难提供基础性支持的一个机构。通过从外国人的方法中学习，他的公司能够更高效地推进这一事业，这也正是王云五现在周游世界的原因所在。
（作者单位：北京印刷学院新闻出版学院）
本版主要内容
- 英美大报视野中的早期商务印书馆叶新、杨霄编译2018-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