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认识西方版权观念的中国外交官——郭嵩焘
“文明化”vs有关中国的知识
19世纪尽管在英语世界culture一词与德语中的Kultur有比较大的差别，但其中所包含的“受过教育”“有教养”的含义，当然都是指当时欧洲的教育，在这一点上是没有什么不同的。地球上其他族群与国家的文化，显然是没有办法与欧洲相提并论的。因此，当时的欧洲人将不同文化间的差异解读为自己文化是文明的、优越的，而其他文化则是不文明的、野蛮的。东方是异国情调的、神秘的、迷信的，这些是相对于西方的正统、理性和科学化而言的。实际上，源于欧洲的知识和世界观同样是“给定”的，这些所反映的当然是他们所处社会的整体价值观。当人们学习、接受并认同某一特定知识的时候，与其说认同的是“知识”本身，不如说是认同了由权力核心所介入的这一时代的社会价值观。后现代的理论家甚至认为，知识并非真理的反映，权力关系才是知识建构的主轴。经过权力介入的知识带给人们的往往是判断力的削弱。因此，对19世纪以来汉学知识保持适度的怀疑，是我们今天历史学家应当秉持的一种态度。
19世纪的德国乃至欧洲汉学界，实际上一直为“文明化”的研究范式（paradigm of“civilizing”ofChina）所主宰着。作为主体的汉学研究的学者群体，由生长在中国的本土学者转移到长期生活在欧洲的学者那里之后，作为客体的汉学知识本身也经历着由欧洲汉学家由于自己的世界观、学术规范、学术兴趣的重组过程。在文明化范式的过程中，尽管这些汉学家所使用的方式不同，但主导思想却都是传播所谓欧洲的文明。
对此，历史学家奥斯特哈默（JürgenOsterhammel,1952-）指出：
文明人有责任，甚或有义务推广他们的文化价值和生活方式。这样做可以有各式各样的理由：给蛮荒之地带来安定，宣传一种自认为正确的信条，或者干脆就是为野蛮人做好事。“文明布道”主张受到凡此种种理由和动机的滋养。“布道”在此不一定仅指传播宗教信仰，更确切地说，它是一种普遍的使命感，指向他者传播自己的标准和制度，甚至或多或少强迫他者接受。这一切的前提是文明人坚信自身生活方式的优越性。
（奥斯特哈默著，强朝晖等译：《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2016年）
经历了复辟时代的德国、1848年的革命，以及1871年的统一，正在崛起的德意志在19世纪同样承担着推广欧洲文化的使命，以其中三位具有代表性的来华德国学者为例，可以看出他们是以不同的方式来推广欧洲的“文化价值和生活方式”的：作为基督教新教传教士的郭实猎 （Karl F. A. Gützlaff,1803-1851）确信可以通过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派发宣教书籍与医疗传教相结合的方法，使中国人福音化；而作为地质学家的李希霍芬（Ferdi⁃nandvonRichthofen,1833-1905）希望借助于欧洲国家在工业、交通运输等领域的技术，使中国融入现代文明之中。李希霍芬认为，帮助中国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包括通过在中国建立殖民地、建设欧洲模式的经济生产与生活，从而给中国人带来“福祉”；汉学家福兰阁（Ot⁃toFranke, 1863-1946）认为，汉学的知识要融入欧洲的学术规范后，才能成为真正的知识和学问。
历史地看，西方学者之前对中国的认识，既不全面，也缺乏实地的考察。而17世纪以来耶稣会传教士有关中国的知识，基本上是以基督教的方式对中国文化的“格义”。因此，真正的有关中国知识的进步，还有赖于诸如郭实猎、李希霍芬和福兰阁这些来华的学者的贡献。
尽管有关郭实猎、李希霍芬和福兰阁的个案研究在学术界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以欧洲当时“文明化”作为一根红线对19世纪来华德国人群体进行的探讨，至今没有什么突破。最近，我的博士生温馨在她的学位论文《19世纪来华德国人与中国“文明化”——以郭实猎、李希霍芬、福兰阁为中心》中对这一主题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可谓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成果。
二
尽管上述的三位德国学者对待中国和汉学的方式都没有办法脱离当时主导的“文明化”的范式，但是他们同样在不同的领域做出了实实在在知识上的成就。郭实腊除了将《圣经》译成中文外，也在马六甲创办《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以及在广州创办《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撰写《万国地理全集》和《大英国统志》；另外一方面，他又将儒家的一些经典翻译成英文，也译介了包括《红楼梦》《三国演义》《聊斋志异》以及苏轼作品在内的中国文学成就。这是我另外一个博士生史凯的博士论文《中西方知识迁移史视域的郭实猎译述研究》的内容。
李希霍芬除了最早提出黄土高原的“风成论”外，也发现了胶州湾，同时也最早使用了“丝绸之路”（Seidenstraße）一词。更为重要的是，他从人类地理经济学角度对中国进行了考察，认为，贸易交换的发生为社会形态的发展变迁创造了进一步发展的条件。温馨在论文中也指出，奥斯特哈默甚至认为，李希霍芬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与马克斯·韦伯（MaxWeber, 1864-1920）的“现代化理论”相提并论。
福兰阁在汉学方面的成就，除了五卷本的《中华帝国史》（GeschichtedeschinesischenReiches,5Bde.Berlin1931-1952）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已经开始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历史了。因此，即便是今天看来，这些在知识论和方法论上的具体进步，依然是我们要肯定的。西方的汉学，并非仅仅是对中国的想象与片面的观察转化为正规的知识的过程，而是通过诸如上述三位学者的实地考察，不断论证而艰难形成的。凡此种种，我们都可以通过温馨的研究展示给读者。
三
这部博士论文之所以重要的原因，我认为在以下两个方面实现了一定的突破：
一是有一定的史观：以“文明化”范式作为一种理论方法，对19世纪的三位德国来华的学者的“中国观”来进行梳理，我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在论文中，温馨不仅梳理了这三位来华德国人对中国的认识，同时也阐述了他们在宗教、科学和汉学方面对中国未来“文明化”所作的努力。历史研究如果没有一些基本预设（assumptions），也就无从展开深入的研究。
二是所使用的史料大都为这三位历史人物的德文和英文相关论著和档案文献。不论是郭实猎的《三次中国沿海航行记》（TheJournal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CoastofChinain1831,1832&1833），李希霍芬的五卷本《中国》（China,ErgebnisseeignerReisen und daraufgegründeterStudien,1877-1911），还是福兰阁的《东亚旅行日记和照片》（“ ”Sagtan,ihrfremdenLande–Ostasienreisen Tagebücher und Fotografien1888-1901,2009）都没有被翻译成中文，仅这三部书就有几千页之多。温馨能从中寻根究竟，实在不容易。此外，她还在波恩大学访学期间，在位于伍珀塔尔（Wup⁃pertal）的德国新教联合会档案馆（ArchivderRheinischen Missionsgesellschaft），以及柏林德国外交部政治档案馆（AuswärtigesAmtPolitischesArchiv）查到了相当重要的原始档案。这些对于一位做历史研究的学生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发现。不论是郭实腊1827年书信的中文签名，还是1888年柏林东方语言学院教习桂林给福兰阁出具的中文评语，我都是第一次见到。
拉丁文中有一个说法：Hominesdumdocent,discount.相当于汉语的“教学相长”。温馨是我指导的前几批的博士生之一，从他们那里，我获得了相当多的东西：这里面既有相关的知识，也有对人生的一些思考。阅读他们的论文，让我愉快地回忆起他们在北外全球史研究院求学的岁月。这当然也是人生的一大乐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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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早认识西方版权观念的中国外交官——郭嵩焘叶新2018-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