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奖获奖作家与社会转型的文学再现
诺贝尔奖获奖作家与社会转型的文学再现
石黑一雄
《长日留痕》英文版书影
沃尔科特
《奥姆罗斯》英文版书影
库切
《耻》英文版书影
社会巨变历来都是文学书写的重要主题。从英国文学看，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CanterburyTales）就是一幅英国中世纪社会各阶层的群像，它反映了当时城市的兴起，以及手工作坊的出现所引起的社会关系的变化。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Hamlet）反映了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生命链条”的宇宙观、以上帝为中心的思维模式正在向人本主义宇宙观、以人为中心的思维模式转变。密尔顿的《失乐园》（Para⁃diseLost）也不仅仅旨在“为上帝的行为正名”，在某种意义上，它反映了英国17世纪的清教革命，以及革命者在困境中仍然寻求反抗的斗争精神和革命意志。
然而，文学不直接书写历史，它关注的是个人经验，涉及被卷入了复杂历史进程的个人的悲剧，或者历史变迁给个人的身体和精神造成的苦难。法国大革命被狄更斯的《双城记》（ATaleofTwoCities）称为“充满希望，也充满绝望的时代”，换言之，它是欧洲大陆从贵族时代走向共和时代的转折点。然而，小说没有直接书写法国大革命的宏大画卷：巴士底狱的攻占、旧王朝的覆灭、断头台、血流成河等细节都是通过一个见证者——叫马奈特的普通法国医生的痛苦经历折射出来。
的确，重要的历史文化节点，如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种族隔离向种族融合的转型，殖民时代向后帝国时代的转型等，均是文学关注的热点。下面我们以此为视角，考察几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作品。
大英帝国的消失：怀旧与反思
201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石黑一雄（KazuoIshiguro）于1989年发表了长篇小说《长日留痕》（TheRemainsoftheDay）。一般认为，小说是关于一个英国管家的故事，它将这个管家跌宕起伏的个人情感与他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不凡经历结合起来，反映了英国人的民族特性。但是，仅仅将小说视为一个管家的故事，或者哪怕将它视为英国民族特性的反映，都是不够的。应该说，小说通过一个管家的故事折射了更加宏大的英国历史，即英国在二战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二战后英国社会所发生的巨大变迁。
“管家”这个职业是英国贵族时代的残留，它不但让人想起英国的贵族传统，而且让人想起大英帝国曾经的辉煌。然而，在故事的开端，即二战刚刚结束时，这些传统和辉煌都正在消失。首先，管家史蒂文斯（Stevens）工作的贵族庄园已经易主，原来的主人达林顿勋爵（LordDar⁃lington）已经将庄园卖给了一个美国富商。这个细节不是简单的情节安排，而是英美两国二战后在经济、政治、军事和国际影响力等方面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一个折射。美国逐渐在世界范围内主导国际事务，构建新的国际秩序，成为新的世界霸主。而英国则从日不落帝国逐渐衰落，在昔日殖民地纷纷独立的浪潮中，失去了对世界霸权的掌控。庄园易主是英美两国世界影响力变化的隐喻。
其次，管家史蒂文斯不但迎来了新的庄园主人，而且逐渐意识到他为之献身的所谓事业其实并不值得他倾力奉献。在故事一开始，他接到昔日的同事和情人肯顿小姐（MissKenton）的来信，暗示她的婚姻走到尽头，希望重回庄园服务。整部小说可以说就是史蒂文斯对过往岁月的回忆，即他与肯顿小姐共事的经历，以及他们两人之间的感情纠葛。史蒂文斯征得新雇主的同意，开车前往康沃尔郡，探访现在已经是本恩太太（Mrs.Benn）的肯顿小姐。于公，他希望重新雇佣肯顿小姐回达林顿庄园工作，于私，他希望探望旧相识，虽然不一定能破镜重圆，但也可重叙往日旧情。整部小说就是史蒂文斯在前往康沃尔郡路上的思绪，以及他认识改变的心路历程。
作为管家，史蒂文斯应该说是一个极端称职的人物。他忠于职守、鞠躬尽瘁，永远把事业摆在了人生的第一位。为了尽职，他不惜牺牲个人利益，得到庄园主人达林顿的赏识。同为管家的肯顿小姐与他搭档共事，知彼知己、日久生情，多次向他暗示和表白。虽然他对肯顿小姐也颇有好感，但是为了忠于职守，他婉拒了肯顿小姐的好意，牺牲了对她的感情。传统的英国人性格保守，生活态度严肃，不苟言笑的绅士派头向人们昭示着一种个人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从某种意义上讲，史蒂文斯就是传统英国人的代表，身上反映了典型的英国人的特性。
庄园的主人达林顿仿佛就是大英帝国的代理人，在史蒂文斯眼里，他就是大英帝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膨胀使得德国人不再满足于《凡尔赛和约》所安排的国际秩序。希特勒上台后，德国对外扩张的野心和复仇心态更是得到了推波助澜。以达林顿为代表的某些英国人极力斡旋，企图帮助德国解决此问题。在达林顿庄园，他接待了美、德、法、俄政府的代表，举行了关于德国问题的谈判。作为见证者，史蒂文斯对他的主人充满了自豪，虽然作为仆从他并不理解谈判的内容，但是他知道这些谈判将影响欧洲的时局和世界的时局。为了坚守岗位，他甚至没有陪伴病重的父亲，导致老人最终含恨离开。
我们现在知道在国际谈判破裂之后，欧洲发生了什么。应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改变了欧洲，也彻底改变了英国。小说对传统英国乃至欧洲的秩序有着一种“怀旧”式的伤感。大英帝国没有了，“管家”职业和贵族社会也已消亡，美国正在成为新的世界霸主。社会的转型通过史蒂文斯的“怀旧”向我们展现了出来，然而小说并没有盲目地怀旧，没有对正在破产的大英帝国和达林顿盲目地理想化。史蒂文斯在前往康沃尔的路上，了解到了敦刻尔克大倒退，以及达林顿代表的“绥靖政策”所带来的危害，认识到他自己的僵化、愚忠、勤奋所造成的危害。应该说，小说通过史蒂文斯认识的进步，提供了一次关于英国历史和民族性的深刻反思。
解殖民的创伤：传统与现代
1992年获得诺贝尔奖的德里克·沃尔科特（DerekWalcott）于1990发表长诗《奥姆罗斯》（Omeros），该诗以史诗笔触和气魄，为前英国殖民地、加勒比海的圣卢西亚描绘了一幅独立后重建国家的宏大画卷。《奥姆罗斯》以古希腊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为蓝本，把阿喀琉斯和赫克托耳等史诗英雄搬到现代加勒比海，用圣卢西亚渔民和大英帝国移民作为主人公，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现代版英雄史诗。
英国二战老兵普朗克特（Plunkett）为了治愈心理创伤来到圣卢西亚，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二战给他留下了难以治愈的心理创伤，在对历史的反思过程中，他将古代的特洛伊战争、近代加勒比海的殖民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串联起来，逐渐把所有战争都视为争夺财富和霸权的殖民战争。18世纪，英国和法国曾经在这里发生过“七年战争”，其中一场决定性的海战就发生在圣卢西亚的“圣人岛”（LesSaintes）。当时法国舰队就驻扎在“海伦港”（Helen），其旗舰就名为“帕里斯”（Paris），这印证了特洛伊战争与殖民战争的关联，同时也促使普朗克特对大英帝国的历史及其帝国事业进行重新认识。历史反思以及随之产生的负罪感就是他治愈个人创伤过程的开始。
曾经在普朗克特家工作的女仆海伦，像荷马史诗中的海伦一样，是现代加勒比海的绝色佳人，也是两个圣卢西亚青年阿喀琉斯和赫克托耳的追求对象。在沃尔科特的笔下，海伦就是圣卢西亚，拥有圣卢西亚景色一样的迷人魅力。她曾经是英国人的奴仆，而现在她是圣卢西亚人热爱的对象。在这样的构思中，我们不难看出沃尔科特绝妙的政治历史想象。圣卢西亚在独立后拷贝了大英帝国的党派政治和民主选举。阿喀琉斯和赫克托耳对海伦的追求，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圣卢西亚政治生活中各个党派对政权的角逐，只是这个角逐被上演为一场浪漫爱情的争风吃醋，极具讽刺的意味。
同时，阿喀琉斯和赫克托耳的竞争也反映了圣卢西亚在民族重建中的分歧。阿喀琉斯和赫克托耳都是加勒比海渔民，在20世纪70年代解殖民之后，他们像很多其他渔民一样放弃了出海打鱼的生活，来到首都卡斯特里谋生。在后殖民时代，圣卢西亚面临诸多关于重建和发展的问题。走什么道路？用什么模式？都是困扰圣卢西亚人的棘手选择。最初，海伦嫁给了阿喀琉斯，这是一位相对传统的、把根追溯到非洲的民族主义者，然而她似乎并不满意。在阿喀琉斯远赴非洲寻根后，海伦投身到赫克托耳的怀抱。
赫克托耳是一位出租车司机，他拼命地拉客挣钱，可以说是圣卢西亚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和市场经济的受害者。加勒比海国家在独立之后，纷纷效仿前宗主国的经济制度，圣卢西亚的首都卡斯特里就极力想成为第二个华盛顿。但是模仿并不成功，反而造成了物欲横流、金钱至上等社会弊端。赫克托耳驾驶着他的出租车拼命奔跑，最终跌落悬崖，葬身大海。这些后殖民的社会巨变，通过从国外归来的诗歌叙事者（即沃尔科特的化身）对“明天更美好”的口号所表示的轻蔑，对穿过森林和草原的高速公路，以及灰砖修建的酒店所表示的遗憾，充分反映出来。
加勒比海人在传统和现代的选择中进退维谷：如何对待帝国遗产，似乎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阿喀琉斯的朋友菲罗克忒忒斯（Philoctete）在捕鱼时被锚刺伤而留下了非同一般的伤口，这伤口久治不愈，疼痛化脓，发出难以接受的恶臭，与英国二战老兵普朗克特的心理创伤相对应，具有深远的象征意义。治愈菲罗克忒忒斯的草药虽然生长在加勒比海，却源自非洲。它吸纳了两地土壤的营养，散发着与脓疮同样刺鼻的气味。这一层象征意义也很明显：重建加勒比海文化，不是以怨报怨，在仇恨中发出恶臭，而是放下历史包袱，让伤口弥合；不是完全抛弃所谓的帝国遗产，而是将帝国遗产与当地文化进行杂糅，形成一种独特的后殖民文化。这样殖民创伤才能完全愈合。
种族隔离的终结：傲慢与和解
2003年获得诺贝尔奖的J.M.库切（J.M.Coetzee）于1999年发表了小说《耻》（Disgrace），应该说，小说通过主人公卢里教授（Lurie）的个人经历呈现了南非由种族隔离时代向种族融合时代转变的历史画卷。南非的种族隔离时代实际上是帝国时代和殖民时代的延续，是少数白人统治多数黑人的时代。卢里教授作为这个时代的残留，似乎具有一种理所当然的优越感，对自己的行为给他人造成的伤害拒不承认。但是，在社会巨变中，当他和家人也承受了被驱逐、被剥夺、被凌辱的痛苦之后，他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罪过，才走上了救赎之路。
小说开始的强奸案件具有强烈的暗示性，卢里教授因追求一个黑人女学生而被学校调查，最终被认定为强奸而被学校开除。在西方的大学中，师生恋是绝对禁止的。由于师生之间存在不平等的身份，存在着教师滥用强势地位达到个人目的风险，因此无论师生是否恋爱，师生发生性关系都会被认定为强奸。虽然这个情节反映的是现实情况，但是在小说中“强奸”变成了一个历史的隐喻：种族隔离制度和殖民统治实际上就是白人利用自身的强势地位对黑人实施的控制，是在占人口大多数的黑人民众并没有同意和授权的情况下对他们实施的统治，从某种意义上这就是一种“强奸”。
卢里教授不承认强奸并拒绝道歉，他宁愿被学校开除，丢掉他的饭碗，也不承认自己有错。他离开了那所大学、那座城市，到乡下去投奔他成年的女儿露西（Lucy），希望在田园生活中，在意大利歌剧和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中，寻求到一点慰藉。然而，在后种族隔离时代，他的这种可怜的自尊并不能给他带来任何帮助和救赎。接二连三发生的事情，让他感受到时代已经发生变化，必须以一种新的态度对待生活，以一种平等与和解的心态来看待南非的所有人，而艺术和种族的傲慢在新的情况下可能都无济于事。
卢里的女儿被强奸的情节与小说开头的强奸案件遥相呼应，具有一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味道，一种以牙还牙的反讽。露西在乡下曾经拥有一片土地，经营着一个收入不错的农场，并且雇佣了若干个黑人在农场工作。在后种族隔离时代，她的一部分土地被没收，并且分配给了她从前雇佣的黑人工人。这里边的主仆关系逐渐发生了变化，种族之间的权力关系也逐渐被颠倒。直到有一天，她被几个黑人青年推进了一间农舍，发生了黑人对白人的性暴力。
在事情发生之后，她并没有报警，而是吞下了这颗苦果，这也许就是小说题目中所说的“耻”。而几个黑人青年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出没于农场之中，并且参加了在那里举行的一个聚会，有说有笑，没有任何惧怕和愧疚。小说呈现的这个情节显然有对新制度和新时代的不满，甚至是一种抗议。社会的转型和变迁，通过个人的体验和个人的苦难，呈现在我们眼前。它暗示着新和旧的对比、现在与过去的差异。这种差异是一种发展，还是一种倒退，值得人们思考，但是社会肯定不应该建立在冤冤相报的基础之上。
小说中的动物诊所也具有隐喻功能。在满怀报复心理的黑人占据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南非的现实是白人像动物一样生活。在协助贝芙·肖（BeffShaw）工作的时候，卢里渐渐发现，自己的身份已经从一个大学教授转化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护狗员（dog-man）：“护狗员”是一个职业，也可以理解为“像狗一样的人”。在这个意义上讲，卢里被纳入了一种特别的生存状态，他在其中的处境与诊所中等待被处理的狗并没有什么两样。
正是在这样的苦难中，卢里逐渐意识到，他在小说开始时的傲慢无助于南非社会的新旧过渡，无助于南非社会的和解和公正合理的新制度的建立。在小说最后，卢里踏上了救赎之旅，他回去向受害者道歉，向学校道歉，甚至下跪以求得原谅。个人的救赎与时代的救赎被合二为一。
我们看到，文学反映历史的方式是修辞性的，即以具体、局部的细节来比喻整体和全部的面貌。三位诺贝尔奖作家的作品的重要性，不在于他们反映了历史，而在于他们所反映的历史是一个值得探讨和引人深思的话题。无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是解殖民，还是种族隔离的终结，它们所代表的社会巨变、所引起的历史走向的改变、给个人带来的痛苦，这些才是文学再现历史的主要意义。
在过去40年中，中国也经历了一次重大的社会转型，这次重大的社会转型铸就了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的中国、铸就了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中国。在中国的历史上，我们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接近“中国梦”的实现。14亿中国人作为个体在这个社会转型中的体验，是中国文学创作的真正素材。文学应该从这些不同个体的体验中看到历史的走向，同时也看到不同的个体在社会转型中的不同感受，从而弥补宏大叙事的盲点。
我们都知道，重要的历史节点，如封建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和城市化的转型，传统的流通社会向现代的消费社会的转型，从殖民时代向后帝国时代的转型等，都曾经是文学创作的重要话题。从文学中，我们可以分享许多关于历史的智慧和洞见。在我们的新时代，文学如何在宏大叙事与个人体验之间找到平衡，如何呈现不同的个人对社会转型的不同态度，是我们的文学创作真正应该思考的问题。
本版主要内容
- 诺贝尔奖获奖作家与社会转型的文学再现张剑2018-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