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就对家养动物的习性感兴趣。我那些狗伙伴眼中都有一种神情，那种神情告诉我，它们不仅仅是我眼里看到的犬科动物。我当时并不懂得这其中的道理，而是后来才明白，狗就是这样展示其精神内在，展示它们的非物质部分。小时候的我坚信，与我一道在原野上奔跑的狗有一种独特的感知方式。它们夜里睡在我床脚边，能注意到四周黑暗中我感觉不到的动静。
随着年龄增长，我对学校教育越发认真，但我仍然相信某些家养狗有其精神世界。不过，作为一名勤勉的学生，一名研究历史、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学生，我开始修正自己的想法。我还开始热心于动物行为学，研究野生动物的行为。我从书中了解的野生动物似乎在其生理构造方面都有异乎寻常的独特之处，就其生物种群和生存环境而言，每种动物几乎都无与伦比。然而，虽然我用精确的分析和严密的逻辑研究这些动物，但似乎始终都没能探明它们生存的全部意义。
我第一次在其栖息地遇见野生动物是在南加州的圣莫尼卡山区，就在我儿时的住家附近。它们使我再次意识到了动物内心生活的特性，那种我曾偶尔在我忠实的狗伙伴眼中发现过的特性。随着我更加成熟，随着我更加广泛地从书中了解有关野生动物的历史和习性，了解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野生动物的态度，我终于遇到了两个问题。首先，我直觉所认为的所有野生动物都有精神内在的看法，既没从书中得到印证，也没从我与老师们的交谈中得到支持。我发现，要体验野生动物的精神世界，最终只能合上书本，居于能见到野生动物的野外，到野生动物还是自由生灵的地方去探访它们。
我遇到的第二个问题既是实际问题又是哲学问题。例如，把所有狼的习性都简单地归于一种其学名为灰狼（Canislupus）的习性，这让狼所具有的全部意义丧失了多少？这种被普化为灰狼的狼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发现吗？达尔文认为，一种漫长的进化状态会在一个物种的典型种属与其生存的环境之间长久地持续，如果达尔文是正确的，那这个特殊物种要花多长时间才能悄悄进化成别的物种呢？简而言之，我在其栖息地看见的那些动物，是进化成功的证明还是正在进化的形式呢？它们就是我去野外时必带的旅行指南中用文字和图片所描绘的那些动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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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还年轻，对野生动物的习性和意义还没有一种清晰的感觉。一方面，对生物学家根据在野生动物栖息地的实地研究而公布的发现、见解和结论，我开始感到敬佩。另一方面，我又继续被一种感觉所困扰，总觉得这些简要的结论中缺少某种东西，某种超越生物化学或数学领域的东西。还有一个问题我没法解决，也许这个问题比其他问题都更深奥。我受的正规西方教育使我相信，科学进步可以消除人们对某些事物所抱有但又未经证明的想法，比如要真正了解野生动物的习性，只有凭藉严谨的实验科学。由此，在关于野生动物的思考中，可以得出两个推论。其一，音乐、绘画、文学、戏剧和舞蹈等艺术形式对揭示动物之谜不可能有真正的帮助。其二，不讲科学的文化群落对动物的感知和看法也基本无用，最终只会使研究误入歧途，只会娱乐孩子和无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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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早年的生活范围很少超出过北美。十几岁的时候，在离家上大学之前，我跟几个朋友和我们的辅导老师曾有过一次穿越西欧的长途旅行，去看我的祖辈看过的风景。我30岁后才开始频繁旅行，见识了许多不同的文化和风光。那时候我有一种强烈的渴望，渴望走出去，渴望躲开熟人，渴望自己能摆脱这样的观念——我的文化是世界上一种非凡的文化。我渴望见识我所能见识到的别样文化，即使它被证明与我所认为的真正的文化截然不同。
自那之后，我已经去过将近80个国家。陆路旅行使我曾有机会与各地传统的居民为伴，在他们的祖先和野生动物的祖先生活过的地方，我同他们一道遇见过野生动物，而数百年来（如果不是数千年来的话），人类与野生动物一直在那些地方相遇并互相观察。较之我那些旅伴，我在这些旅行中的观察力一直都很业余，甚至肤浅而幼稚。他们能很快地把注意到的好几种情况加以归纳，并说出其意义，而与此同时，对他们注意到的情况我只能觉察到十之一二，其余十之八九往往都被我忽略。于是我学会了沉默，学会了聆听，学会了不匆然作出仅凭绞尽脑汁而形成的结论。以一种笨拙的方式，我设法与他们一道居于那些山水之中，而非置身其外，像盯着电脑屏幕那样对其进行观察。
我尤其认识到：我不可能像他们那样真切地感知那片土地，他们那种西式科学——认真收集大量数据——比我自认为用自己的西式科学能做到的更为完善，更为精细。我自年轻时就感到的那种在我所读书籍和文章中所缺失的东西——对神秘动物的了解——对他们来说就像藏域雪原上雪豹留下的足迹那样真实，那样存在。
从根本上说，他们眼中的动物比我所认识的动物更为精确。他们看见的动物更具有历史的真实，更少有人类的主观臆测，是生态环境的一部分，而且远比我们西方文化所能表述的生态环境更为深刻，尽管二者的相似之处常常为人称道。
经过这么多年，关于权威们对野生动物的谈论意味着什么，上述经历已改变了我的想法。我开始认为，与其将野生动物习性中神秘的那部分当成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不如敞开胸怀拥抱并欣赏其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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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在北美生活了70年。作为一名欧裔美国人，甚至是一名其家族早在17世纪50年代就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移民到美洲的欧裔美国人，我清楚地知道，我不能说我可以告诉你纳瓦霍人是什么样的人，或拉科塔人是什么样的人。而且，正如我几乎不了解那些我所尊重的人类传统，不了解那些与我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我也不愿试图去解释黑熊、麋鹿、鲑鱼、飞鸟和无数昆虫的生活，尽管在过去的45年里，我曾在乡间住宅与它们分享那里的风光。
我从它们中间学到的越多，我越觉得我所知道的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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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雪豹……》一诗中，诗人吉狄马加邀请我们去听雪豹的声音。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这种动物并非西方科学所定义的雪豹。它是一种有精神生活的生物，一种具有人格特征的生物。如果要我们设法为这种声音定位，它可以被描述为一名睿智的守护者的声音，一个体现其文化历史和崇高价值的人的声音，一个用超越政治、党派和个人方式说话的人的声音。
我们在这首诗中听到的声音，发自一位生活严肃、淡泊名利的智者。从其知性和感性来看，这声音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这头雪豹言及一个“充满着虚妄、伪善和杀戮的”世界，一个它在其中看见“地狱的颜色”抹过天空的世界。
那声音听起来急迫，但并不惊慌。那声音在恳求，但不是乞求。那声音中既无多愁善感，也没有冷嘲热讽。那声音向我们呼唤，从一个暌违已久的时代，从一个世人更博雅的时代，从一个头顶天空未被地狱的颜色映红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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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所知的人类传统文明中——这个故事能如此广为流传，证明我们有理由认为它具有普遍性——从非洲迁徙至各个大陆时，人类祖先尚智能低下，技能更贫乏。他们像一种尚未完成的设计，降到造物主创造的这个世界。要开始真正的生活，必须得有导师教导他们。比如，得有导师教他们如何为自己提供食物（包括演示哪些食物不能食用）；得有导师教他们如何搭棚遮风避雨；得有导师教他们相互间的行为规范，以及如何对待生活在其周围的生灵。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导师就是动物，有些动物似乎比人类更懂得如何过一种体面的生活，族群内之个体需服务于其他个体，以确保这种生活能够继续。
吉狄马加是一位彝族诗人。他自己就诞生于一种传统文化，一种在历史的长河中形成于青藏高原东侧边缘地区的文化。他选择要我们去聆听一头雪豹，这本身就具有非凡的意义。诗中有种令人印象深刻的存在：“燃烧如白雪的”皮毛、“玫瑰流淌在空气中的颜色”、“幻化成的图案”、“有着花斑的长尾，平衡了生与死的界限”、“在峭壁上舞蹈”、“幽蓝的目光”。一种既有隐喻分量又有生物凭证的动物，一个濒于灭绝的物种，被心怀恶意的天空遮暗。显而易见，吉狄马加是从一个特殊的地理位置给我们讲他的预言，但那不是一个限定的位置，不是一个有疆界的地区。我们不难想象我们自己就在那个地方，我们也能感觉到那头雪豹想告诉我们的超凡智慧，以及它对全世界的呼吁。
从青藏高原的山顶居所，俯瞰远方山谷中淡蓝色的积雪，然后仰望它领地上方的无垠星空，我们终于明白，实际上，那头雪豹所告诉我们的，我们几乎都早已了然于胸。然而，它的意图并非要带给我们超凡的智慧。凭它对悠远时间的理解，凭它对浩渺空间的领悟，它的目的是要延续人类习俗礼仪复兴的使命。它要让我们记住我们每个人都倾向于遗忘的东西。我们总习惯性地忘却我们想要我们的生命体现出的意义。毋庸置疑，借重述根植于世界上各种文化中的原始故事，这首诗提醒我们别忘了人类意识的致命弱点——记忆的衰减甚至湮灭。我们屡屡忽略我们想要我们的生命象征的意义。为了保护我们，年长者必须持续不断地让我们重新熟悉我们的理想。
寓言是人类最古老的文学体裁，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虽至简至朴，却谈言微中。在我们迷途之时，某个特殊的寓言故事能让我们重新想到我们到底要去何方，并且在灾难袭来之前就动身前往。
吉狄马加的雪豹是一名“山地的水手”，是偏远地区的一尊“保护神”，那些偏远地区远离人都脸戴面具、满口谎言的繁华都市。与我们多数人不同，那头雪豹眼中的时间呈“液态”。它能听见飘到它跟前的“微尘的声音”。它是“雷鸣后的寂静”。它是“地震的战栗”和一股“离心力”。最重要的是，它发现其天然位置在一个缓冲地带，在黑暗与光明间穿梭，在生命与死亡间游离，在每一对二元对立的事物间交错。它是朦胧之境的智慧，它也是所有那些设法体面地生活在中间地带的人们的保护神，那些人生活在暴政与革命之间，生活在绝望与欢乐之间，生活在失败与胜利之间，生活在政治上的左右之间。
那头雪豹说，它正试图在我们心中唤醒另一种语言，另一种解决我们所面临的全球困境的方式。它每天的祈祷是“为这一片大地上的所有生灵祈福”。面对“危机四伏的世界”，它说“我们大家都已无路可逃”——而无路可逃者包括濒临灭绝的雪豹和它们猎食的旱獭，包括任何贬低其他部族的部族，包括那些为了更舒适的生活而盲目毁坏这个星球的世人，包括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一个生灵的命运就是另一个生灵的命运。
诗人在此打开了一扇门，一扇我们谁都可以通过的门。那头雪豹和它那位叫吉狄马加的文书为我们奉献的是一种智慧，一种超越种族划分、超越民族主义，甚至超越文化认识论的智慧。
《我，雪豹……》既是一首抒情诗，又是一曲挽歌。不难想象，这首诗会在其所到的任何国家都受到高声赞扬。因为它问世之时正值这样一个时代，此时世界各地的人们已开始想知道，压抑了几百年后，这样一种声音现在想表达什么，此时那头雪豹的兄弟姐妹已发现，他们正与雪豹并肩站在一起，处于危险之中。
（巴里·洛佩斯，美国作家。曾三获美国国家图书奖，与彼得·马西森、特丽·坦皮斯特·威廉斯及詹姆斯·高尔文并称为当代美国四大生态作家。出版了《郊狼》、《北极圈》等多部生态文学作品。）
中国诗人吉狄马加的力作《我，雪豹……》，是当代诗歌的巅峰之作。读者完全可以把它视为这位杰出的诗人的一次真情告白，也可以把它视为诗人对自己民族、故土，以及生长在故土之上万物的一次史诗性礼赞。伴随如此恢弘的诗行，个体克服了有限无常的宿命，迈入了无限永恒的胜境。
——（土）阿陶·贝赫拉姆奥鲁
阿陶·贝赫拉姆奥鲁（1942—），土耳其作家、剧作家、翻译家。现为土耳其作协主席，伊斯坦布尔国家诗歌节主席。他是普希金土耳其语权威译者，用法语、土耳其语、英语写作，出版诗集和剧本等多部文学作品。
这首为弱势生命而抗争的长诗的重要性，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捍卫！捍卫生命的尊严！
——（德）沃尔夫冈·顾彬
沃尔夫冈·顾彬（1945—），德国汉学家、翻译家、作家。现为波恩大学汉学系教授，德国翻译家协会及德国作家协会成员。主要作品和译著有《中国诗歌史》、《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鲁迅选集》六卷本等。
大千世界所有的猫科动物只有雪豹不会哭泣
然而，在这如雷般的沉默之中
有人分明听懂了
雪豹胸中无言的万般丘壑无言的雪豹昭示世人们
学会倾听凝神
诗人吉狄马加透露了雪豹心中惊天的秘密：
虽然我有九条命，但死亡的来临
也将同来世的新生一样正常
——（奥）赫尔穆特·A.聂德乐
赫尔穆特·A.聂德乐（1949—），奥地利诗人、作家。奥地利笔会负责人，奥地利文学学会副会长，出版诗集、小说集、散文集等八十余种。其作品被译为英语、汉语、印地语、波兰语和罗马尼亚语等多种语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