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的1934年8月，苏联召开了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这次会议是苏联文化史中的一件大事，对于苏联文学与艺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俄罗斯“最后一位乡村诗人”谢尔盖·叶赛宁在一首诗中写道：“脸对着脸，/面容难辨，/大事远距离才能看见”。80年，是一个“远距离”，它能使我们清晰地回顾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这件大事，从多重角度对它进行审视，在感受时而如火焰、时而如冰窟的时代语境的同时，把握丰富而诡谲的历史底色。
20世纪30年代初的苏联正以令人目眩的速度建设和发展着。全国工业化、农村集体化进行得如火如荼；在思想文化领域，对知识分子，首先是作家的改造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当时文学团体为数众多，且各自为政。1932年4月23日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改组文艺团体》的决议，决定成立单一的苏联作家协会，号召作家要成为党的助手、“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如同工人用锤子、农民用镰刀一样，作家要用手中的笔，全身心地为社会服务。大家都觉得，苏联正在建设一个最公正的国家。这种感觉犹如一块美丽的面纱，遮住了许多人的眼睛。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经过一年多的筹备，为期两周的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于1934年8月17日在莫斯科工会圆柱大厅隆重开幕。大会进行的日子里，圆柱大厅周围一直聚集着很多人。那个年代，文学能使所有的人心潮澎湃。
安德烈·日丹诺夫代表布尔什维克党和政府致词。他明确地指出，苏联文学是“最理想、最进步和最革命的……”。马克西姆·高尔基做了一个基调明亮的报告：“我们正在进入这样一个时代：资本主义因其意识形态和社会的破产而陷入全面绝望，通过法西斯道路回到封建的中世纪的所有血腥尝试都告失败。我们是那注定要灭亡的世界的判官，我们坚决主张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度：斯大林的钢铁意志在不知疲倦地、奇迹般地工作着……”
斯大林和高尔基是会议上的两大主人公。有代表甚至将高尔基称为“苏联文学中的斯大林”。高尔基本人则被这样的比喻吓坏了，心烦意乱地说道：“这不可以……这不好……”
大会的主体部分是发言和讨论。发言者的基调，一如那个年代的社会情绪，高亢而激昂。列昂尼德·列昂诺夫说：“我们获得了无比的幸福：生活在历史上最具英雄主义的时代……我们的时代是新世纪的黎明。”人们都相信列昂诺夫所说的“黎明”。那时，作家们的话语具有强大的感召力，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向民众灌输希望，描绘美好的未来。作家中的很多人善于趋附迎合。当时年龄最大的作家亚历山大·希尔瓦-扎杰宣布：“我不老，因为在苏维埃政权领导下生活。”而诗人列昂尼德·索伯列夫的话成为了大会上的名言：“党和政府为苏联作家提供了一切，从他那里剥夺走的只有一样东西：不好好写作的权利。”评论家约瑟夫·尤佐夫斯基对剧作家们说：“你们的面前有一个美好的社会，有真正的人，有斯大林、莫洛托夫和女农庄庄员这样的人…… 把这些人结合在一起，写一出戏。这就是你们当前的任务！”
发言和讨论的内容非常广泛，涉及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世界文学的现状、苏联诗歌的艺术质量和社会作用，等等。而关键词是“文学艺术要和人民大众的生活密切关联”。来自社会各界的代表参加了“怎样写、写什么”的大讨论。人人都希望能有自己领域的书籍。挤奶女工拉扎列娃对代表们说：“我们挤奶工们向你们保证，我们将为社会主义畜牧业而奋斗，而你们，要写出更多的书，让我们学习怎样斗争，怎样取得胜利。”另外一位女农庄庄员恰班则对作家们塑造的妇女形象与生活有距离表示不满：“我们请求你们表现这样的妇女：她们日夜工作在奶厂，用自己的双手挤出22吨牛奶，她们比男人更能搬动装运面包的大麻袋……”女农庄庄员们还批评了大作家米哈伊尔·肖洛霍夫，说他在《被开垦的处女地》里描写的露莎“老是和丈夫亲热”，应该把她塑造成一个“农庄生产突击手”。国防、航空和化学建设促进协会的代表则热切地希望每位作家都会射击。“……当苏联作家都充分掌握步枪的时候，谁也吞噬不了我们的家乡……”
曾任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的政治活动家卡尔·拉狄克做了题为《当代世界文学和无产阶级艺术的任务》的报告。他描述的西方文学腐朽堕落。而日丹诺夫在开幕词中就表示：“当代资本主义文学的状况是：它已经没有能力创作出伟大的作品……主题和才能、作者和主人公，一切的一切呈现出普遍的退化……”乌克兰诗人、翻译家米·巴然干脆认定：“他们（乔伊斯、普鲁斯特和加尔）体会不到喜悦，特别是自由劳动的喜悦，他们不是在创作，他们是在巴结讨好、取悦他人……”
尼古拉·布哈林就诗歌、诗意和苏联诗歌创作做了报告。布哈林是著名的国务活动家、理论家、苏联科学院院士，1929年因“右倾错误”遭到批判，并被撤销了政治局委员的职务。1934年1月，在第十七次党代会上，他表示了忏悔，并要大家团结在斯大林的周围。此后，他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布哈林与高尔基关系密切。在高尔基的要求下，他担任了《消息报》的总编，由他在作代会上做关于诗歌的报告也是高尔基提出的。当时，诗歌非常流行，是人们最喜爱的文学样式。众所周知，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曾被斯大林誉为“我们时代最优秀、最具才华的诗人”。1930年4月，诗人自杀身亡。因而大家对布哈林会把谁称作马雅可夫斯基的继承者很感兴趣。但是布哈林并不急于给出答案，而是着重谈“质量问题”：“现在我们要有勇气和胆量为我们的艺术和诗歌创作确定真正的、世界级的标准。我们在技术上也要赶超欧洲和美国。”他随后指出：“在外省，文化严重缺乏的现象还很普遍。我们的诗歌还没有达到理解我们时代全部意义的高度……”很多代表都不同意布哈林的判断与批评，而他将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称为“第一诗人”更是激起了不满的浪潮。阿列克谢·苏尔科夫抗议道：“对于我们大批诗人的成长而言，帕斯捷尔纳克的创作不是一个合适的定位点，我们的诗人有着另一种社会成长经历、另一种世界观。”谢苗·基尔萨诺夫则指责布哈林试图让诗歌“脱离战斗立场，脱离阶级斗争”。杰米扬·别德内依宣称：“现在我们既不要山雀，也不要夜莺。”苏尔科夫强调，在塑造正面人物时，应该更少地去聆听鸟儿的抒情呢喃，更多地从高阁中取出左轮手枪，经常擦拭它，为它上油。不要忘记：敌人就在周围，遍布国内外。
苏共文化和宣传部长给所有的争论“画了一条线”：“我们的路线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会议结束前一天的8月31日，是献给青年的。年轻的工人诗人在大会上朗诵了自己的作品：“我们这样生活着。我们锻造，我们砍伐。/我们憎恨恶。我们讴歌美。/我们学习。我们温柔地相爱。/我们在创造着广阔的生活！”由于工人诗人充满“创造着广阔的生活”的信心，代表们也就原谅了他在表达技巧上的缺陷。
9月1日，苏联第一届作家代表大会闭幕，苏联作协成立，文学界流派纷争的局面由此结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确定为苏联文学的基本创作方法。尤里·奥廖沙宣读了致斯大林和中央委员会的致敬信，表示“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是我们更加勤奋工作以创造社会主义艺术的开始”。高尔基发表了总结讲话：“向前并且向上——这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道路，同志们，这是无愧于我们国家、我们时代的唯一的道路……让我们齐心协力、充满激情地工作吧！”
大家都怀着火焰般的激情，准备大干一番。但等待他们的却是吞噬了无数人生命的大清洗。
大会期间，颇具预言功能的高尔基提醒众人：“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极具悲剧性的时代……”他指的是即将到来的世界规模的战争。五年后的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但高尔基或许不会想到，悲剧也会在苏联国内发生。作代会闭幕不久，悲剧就拉开了序幕。1934年12月1日，谢尔盖·基洛夫在列宁格勒被暗杀。这究竟是刑事案件还是政治谋杀，至今还是一个未解之谜。但是这位中央书记、列宁格勒州领导人的死成了大清洗的导火索，阶级斗争的严重性被无限夸大，“肃清反革命分子和帝国主义间谍分子的大检举、大逮捕、大处决运动”由此开始。那时的情形，给人的感觉，就像苏尔科夫在作代会上说过的：敌人就在周围，遍布国内外。曾是“全党宠儿”的布哈林遭逮捕枪决。卡尔·拉狄克也被处死。1936年6月18日，高尔基逝世。人们疑问：是自然死亡还是被人下毒？最后两年，这位无产阶级文学和苏联作协的创始人，在内务部的监视下，生活在“金色的笼子”里，与现实和同行完全隔绝。1月28日《真理报》发表文章《混乱代替音乐》，严厉批判艺术创作中的形式主义。杰出作家列昂尼德·多贝钦立刻成为众矢之的，在各种场合被称为“形式主义者”，而这无疑是将他定性为“忽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的人”。3月25日，在列宁格勒作协会议辩论进行过程中，多贝钦神秘地消失了。12月26日深夜，弗拉基米尔·纳尔布特被捕，几年后死在远东城市马加丹的集中营里。纳尔布特是诗人、出版家。他创建并领导了土地与工厂出版社，创办了几份在当时深受读者欢迎的杂志，如《30天》《环球》和《世界开创者》等。
1937年来到了，对文学园地的清洗在持续着。小说《鲜血荡涤的俄罗斯》的作者阿尔乔姆·维肖雷成为最初的牺牲品，随后是“乡村的歌手”谢尔盖·克雷奇科夫和尼古拉·克柳耶夫。克柳耶夫当年曾热烈欢迎革命的到来并且充满激情地为之讴歌。后来，他逐渐成熟，再写的作品如《哭叶赛宁》等很不合当局的胃口。当年进入牺牲者名单的还有诗人巴维尔·瓦西里耶夫、作家尼古拉·扎鲁金等。10月，“革命时代”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鲍里斯·皮利尼亚克被捕，次年4月被枪决。1938年遭逮捕处决的还有“无产阶级诗人”阿列克谢·加斯捷夫、戏剧家弗拉基米尔·基尔雄。基尔雄的作品《钢轨轰鸣》等都是描绘和赞美劳动群众的，他还以歌曲“我问白蜡树，我的爱人在哪里……”而闻名，这首歌后来被用在著名影片《命运的捉弄》中。
30至50岁的诗人、作家相继身陷囹圄。1938年5月1日半夜，天才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再次被捕。1939年，伊萨克·巴别尔被捕，一年后死去。这位创作了《骑兵军》、被高尔基称作 “当代最杰出作家”的人似乎预感到了自己的结局，他在日记中写道：“为什么我有挥之不去的烦闷？生活支离破碎，我身处一场大型的无休止的追荐仪式中。”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一些刽子手后来又成为了牺牲品。
1941年，清洗在继续。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玛丽娜·茨维塔耶娃、安娜·阿赫玛托娃、米哈伊尔·左琴科、尤里·奥廖沙、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伊利亚·爱伦堡……这些作为俄罗斯—苏联文学苍穹里最耀眼星辰的作家和诗人们，或受清除，或遭迫害，或被剥夺写作的权力……
当然，还是有人在写作，在获得列宁奖和斯大林奖，在被册封为当代经典作家……
但是现在已经很少有人记得他们，更遑论阅读他们的作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