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作家叶海亚·哈基（1905—1992）的中篇小说《恩姆·哈希姆之灯》（1944）是一部反映东西方文明冲突的重要之作。虽然已经过去了整整75年，但其深刻的内涵，对信仰、科学和现实环境之间诸种复杂关系的揭示，在今天看来，仍然，甚至可以说更加具有现实意义。
一
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很早就有交往。1798年，拿破仑军队入侵埃及，拉开了埃及近代史的序幕。虽然在埃及人民的英勇抵抗下，法国侵略军很快撤离了埃及，但这次入侵，对埃及乃至整个阿拉伯国家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在穆罕默德·阿里执政期间，为了富国强民，埃及陆续派遣了大量人员到西方留学，学习军事和各种科学。
由于阿拉伯各国多数居民信奉伊斯兰教，经济上又十分落后，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渗透、影响和冲击，必然会在阿拉伯社会激起强烈的反响。随着大批留学西方人员回国，东西方文明的冲突变得更加尖锐和突出。在这方面，埃及首当其冲。
诚然，东西方文明交融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在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等方面促进了东方的进步，使东方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甚至使东方人对自己作为人的权利有了某种意识和觉醒；但另一方面，它对东方的社会生活、道德风尚、传统习俗、心理行为等的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有时甚至酿成悲剧。东西方文明冲突带来的影响，从20世纪初起，便在阿拉伯文学尤其是埃及文学中有所体现。如埃及作家塔哈·侯赛因的《艾迪布先生》（中篇小说，1935）、陶菲格·哈基姆的《来自东方的小鸟》（长篇小说，1938）、朱姆尔·哈玛德的《一个贝督因人在欧洲》（长篇小说，40年代末），黎巴嫩作家苏海尔·伊德里斯的《拉丁区》（三部曲，1954）。随着东西方文明冲突的日益尖锐，这方面的作品也越来越全面和深刻。如苏丹作家塔依布·萨里哈的《迁往北方的季节》（长篇小说，1966），埃及作家苏莱曼·法亚德的《不谐和音》（中篇小说，1972）。
二
其中，叶海亚·哈基的《恩姆·哈希姆之灯》是反映东西方文明冲突的一部绕不过的重要作品。
故事主人公伊斯玛尔出生在开罗一个普通街区，他去欧洲留学前与堂妹法蒂玛订了婚。他在英国学习了七年，获得眼科博士后回国，发现法蒂玛害了眼疾，亲人们用恩姆·哈希姆寺院里供奉的灯油给她治疗。伊斯玛尔对此非常反感，并为此多次与亲人们发生争执、冲突。他也曾试图用科学方法给法蒂玛治疗，但她并不配合甚至拒绝。一次，他跑到寺院，用棍子将恩姆·哈希姆之灯砸碎，这让他遭到人们的一顿痛打。挨打后的伊斯玛尔走上街头，看到街区到处充满了贫穷、落后和愚昧，污水横流，苍蝇乱飞，人们赤着脚，裸着身，活像行尸走肉。他痛苦万分，想回到英国去当副教授。但在经历了激烈的心理煎熬后，他还是决定留在埃及。
在小说中，伊斯玛尔经历了曲折的心路历程：从出于对故土的眷恋回到埃及，到与落后的传统习俗产生冲突想要离开埃及，再到最终留下来重新认识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认识他生活的环境和现实。
伊斯玛尔留下来，不止是要治疗法蒂玛的眼疾。由于贫穷，卫生条件不好，在埃及患眼疾的人很多。他要帮助他们治疗，让他们摆脱疾病带来的痛苦和困扰。他不再反对亲人们用灯油给法蒂玛医治，同时他也走近法蒂玛，关心爱护她，用科学方法为她治疗。
伊斯玛尔认识到，埃及人民不是他表面看到的那样。其实，他们质朴有自尊，勤劳而勇敢。他们在艰难中求生，拼死反抗外来入侵。他们有爱有恨，有痛苦有欢乐。这里有良好的环境，有高尚的艺术。埃及人民创造了举世闻名的古老文明，他们对美好的未来充满憧憬和信心。伊斯玛尔决心不高踞于人民之上，要用学得的知识为他们服务。
一些评论家认为，伊斯玛尔是一个失败的英雄。他向人们传播西方科学和文明，失败后不得不向现实和愚昧屈服。但小说的真正内涵远比表面的文字来得深邃——这是多数评论家的共识。
三
在反映东西方文明冲突的作品中，不少主人公是从西方留学归来的。如《艾迪布先生》中的艾迪布，《迁往北方的季节》中的穆斯塔法，以及另一个主人公“我”，都是英国留学生。《恩姆·哈希姆之灯》中的伊斯玛尔亦是。他们在西方留学，获得了现代的文化知识，而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生活，与他们的祖国有天壤之别。他们的知识水平、精神追求乃至物质需要，与他们生活其中的祖国的现实环境极易产生矛盾和冲突。这种矛盾和冲突，有时会导致悲剧。怎样解决、消除这种矛盾和冲突，是一个重大的社会课题，也是文学作品不能忽视的一个重大题材。
这类主人公的人生经历大致如此：青少年时生活在祖国贫穷的农村或城市的普通街区，后到欧洲留学，受西方物质生活诱惑，学会了酗酒，并与西方女人厮混。伊斯玛尔与英国女人玛丽生活在一起；《迁往北方的季节》中的穆斯塔法与多名英国女人保持性关系，这实际上是获得一种自卑的满足。回到祖国后他们大多发现自己与贫穷落后的环境格格不入，甚至发生冲突。苦闷彷徨后，他们终于觉悟到，应该用学得的知识为自己的国家和同胞效劳。伊斯玛尔开办诊所，为法蒂玛和乡亲们治疗眼疾，穆斯塔法在贫穷的乡村办起了电磨坊，为乡亲们开办百货店。在东西方文明冲突的大背景下，他们选择了正确的生活之路，从而也完成了人生价值的完美升华。
东西方文明冲突的表现形式是多方面的。留学归来的东方人所遭遇的只是一个方面——虽然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但其中反映出的问题具有某种共性。
四
伊斯玛尔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恩姆·哈希姆之灯。它被供奉在神圣的寺院里，亲人们用它的油为法蒂玛治疗眼疾，这与他学到的知识是格格不入的——这是冲突的第一个原因。在这里，恩姆·哈希姆之灯是一种信仰的象征。法蒂玛信仰它，亲人们信仰它，居民们都信仰它。也许，千百年以来就是如此，它在人们的心中是神圣的。
伊斯玛尔遇到的第二个问题是：他的堂妹法蒂玛本身。他力图用科学的方法为她治眼疾，但她并不配合，甚至抗拒。表面看，伊斯玛尔与恩姆·哈希姆之灯的关系是人与物的关系，但实质上是人与信仰的关系，人与精神的关系，而他与法蒂玛之间的关系则是人与人的关系。
伊斯玛尔遇到的第三个问题是：他与亲人们、与居民们的关系。而这个问题的深层内涵，则是他与祖国、民族，与他生存的现实环境的关系。
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精神信仰和传统。《恩姆·哈希姆之灯》中的民众也有精神信仰。供奉在寺院中的神圣的恩姆·哈希姆（意为哈希姆之母，想必是一位圣贤之母——不管寺院中是否真供有她的像位）、这寺院本身以及寺中之灯就是他们信仰的物化表现。这是街区甚至城市中千百万人的信仰，是他们的传统。伊斯玛尔首先应该尊重它，不管他本人信还是不信。即使他不信它，反对它，也不应把它砸碎那么简单。他把灯砸碎，在人们看来，就是抛弃了信仰，抛弃了传统，自然彼此之间没有共同语言，无法相互认识。只有尊重、研究它，才能认识、了解它，才能判断出它的是非曲直。伊斯玛尔开办诊所后，来治眼疾的越来越多，而且他越治越好，用灯油治疗的人肯定也就越来越少。科学的胜利和成功是没法一蹴而就的。可以肯定的是，恩姆·哈希姆寺院和圣灯，只是居民们信仰的一个物化表现，就像佛教徒膜拜佛像是信仰佛教的物化表现一样。在恩姆·哈希姆和圣灯的物化表现后面，还有一个总体的宗教信仰在支撑着他们。
开始，伊斯玛尔给法蒂玛治眼时，并没有把她当作一个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来尊重；而是带有强制性，这自然遭到法蒂玛的抗拒和不配合。因此，即便伊斯玛尔多次给她用科学方法治疗，效果也不大，甚至她的状况还恶化了。当他意识到不应当高踞于人们之上，而应与他们平等相处，真正把他们当作有尊严的人来看待时，情况就会发生变化。一次，他在治疗法蒂玛时说：“我不仅给你治病，还要教你如何吃，如何穿，如何坐，如何行。我要教你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这已经是一个认真、全面的培养、提高人的计划了。
五
尊重传统实际上就是尊重人，任何强加的做法都是不会成功的。这使人联想起《不谐和音》：一个贫穷的埃及农村孩子，因做错事怕遭父亲责打而逃出家乡。在海外经过多年艰苦奋斗，他成为法国一位知名富翁，一家大酒店的老板。他带着法国妻子西蒙回国探亲时，本想力所能及地用金钱帮助贫穷的亲人和村民，却引起猜忌和怀疑。西蒙为乡亲们治疗红眼病，可她暴露的衣着却引起人们的不满。一天，村中几个老太婆强行为她施行割礼，由于卫生条件差，失血过多，西蒙不幸死去。东西方文明冲突造成了不应有的悲剧。在东西方的交往中，如果西方只是用金钱、用施舍的方式对待东方，是不会成功的，因为任何不尊重人、强加于人的做法都是行不通的；同样，东方如果一味固守保守的传统，也无法发展自身，甚至造成悲剧。
伊斯玛尔与居民能够和睦相处，是因为他认同自己的祖国和民族。也只有这样，他才能在祖国这片土地上生存下去，发挥出他应有的才能。否则，他就只能是一株荒漠之树，一滩无源之水。
在表现祖国的现实环境时，《迁往北方的季节》与《恩姆·哈希姆之灯》有些不同。前者表现了苏丹官场的腐败：部长们到欧洲休假，物品全都由飞机运去；苏丹农村一个村长可以娶无数个女人。而农村中缺医少药，农民要走三天才能到达一个医院，许多妇女在分娩中死去。穆斯塔法没有因此放弃为村民们服务的意愿，他还用自己的行动影响了一个刚从英国留学回来、面对祖国现实处于迷茫彷徨中的“我”。而《恩姆·哈希姆之灯》则没有表现出伊斯玛尔所在现实环境的腐败状况。这也许是因为后者写得较早（1944），而前者写得较晚（1966）。无论现实环境如何，用自己从西方学得的知识为国效劳，这应该是每个知识精英的良知所要求的。
信仰、科学和现实环境不应该彼此撕裂，我们应努力使它们相互协调、和谐共存。唯有如此，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和办法，使社会向符合时代潮流的方向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