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英国的医疗世界
1726年9月，玛丽·托夫特（MaryToft）——一位来自萨里郡戈德尔明的仆人——产下“兔子”（实际上，玛丽娩出的是几种动物的不同部位）的怪闻沸沸扬扬地传到乔治一世的宫廷。玛丽产下的“兔子”由吉尔福德的产科医师约翰·霍华德（JohnHoward）接生。乔治一世得知此事后，委托皇家御医安德烈（NathanielSt.André）和威尔士王子的秘书塞缪尔（SamuelMolyneux）前往调查，玛丽在他们的眼皮底下产下了“第15只兔子”。安德烈对玛丽产兔深信不疑，将“兔子”的肢体带回宫中展示。这件事在伦敦引起轩然大波，为了进一步查明情况，国王又派遣德意志外科医生西里亚库斯·阿勒斯（CyriacusAhlers）及其朋友布兰德（Mr.Brand）前往现场。阿勒斯检查了玛丽的身体及娩出的“兔子”后，发现死兔直肠的粪球中夹杂着玉米、干草和麦秆，而这绝不可能来源于人体，因此怀疑玛丽和约翰串通诈骗。安德烈为了维护自己的名誉，请求一批医生到场支持，其中包括著名的男助产士理查德·曼宁厄姆（RichardManning⁃ham）和詹姆斯·道格拉斯（JamesDouglas）。曼宁厄姆发现“兔子”躯体中的猪膀胱后疑虑丛生，但并未告知安德烈。最终骗局还是败露了：一个门房正往浴室送死兔子时被一名医生逮住。经过一番质问，门房坦白了玛丽家人托他追捕小兔子的经过，玛丽和约翰只好认罪。
这件奇闻是18世纪初关于“怀孕想象（maternalimagination）、怪胎（monstrousbirth）”争议的缩影，也是男助产士出现在分娩领域的表现。玛丽·托夫特的骗局败露后，男助产士名声大跌，曼宁厄姆和道格拉斯先后发表小册子为自己辩护。曼宁厄姆声称自己没有上当，指责道格拉斯尚未检查子宫便妄下定论。道格拉斯反驳无力，身败名裂。男助产士开始成为讽刺漫画中的反面形象；威廉·亨特也以此为反例向学生强调触诊的重要性。众所周知，分娩本应是女性的领域，就连丈夫也不得踏入产房；只有在产妇难产时，外科医生才可以进入产房施行胎儿开颅术或剖宫术来拯救产妇。那么男助产士如何获得产妇的信任，跻身分娩领域的呢？其中又遇到了怎样的障碍？
18世纪以前，分娩大多是顺其自然的。助产士当时由女性担任，其英文“Midwife”本意是“陪伴产妇”（withwife），强调助产士的辅助作用。当生产停滞时，助产士会使用民间疗法，如服用果酒或草药、物理施压、建议产妇进行适当运动等推进生产，但从不使用工具。17世纪的助产士由教会管理，教会为品德优良的助产士授予执业证书。但证书认证及颁发过程的繁琐令助产士望而却步，比如切斯特市和贝里市的两名助产士在获得证书时已执业20余年。对大多助产士而言，助产与其说是一门职业，不如说是一项通过家中长辈或拜访名师获得的技能。她们无意以此为营生，接生所得也不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从堂区产妇撰写的感谢信与牧师的证明书中可以看出，除了接生技艺外，助产士的品德也是获得证书的关键。品德正直且女性知识丰富的助产士，可以获得陪同司法人员审查及仲裁杀婴、私生子等案件的权利。
到了17世纪后期，男助产士（men-midwives）成为助产士证书的批准人，同时取代助产士成为司法人员的助手，证书系统随之衰落。男助产士的崛起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17世纪末稳定的政治秩序、繁荣的海内外贸易推动了都市化的进程与中产阶级的兴起，同时也带来了“消费革命”。商人、职员、手工艺人等有了闲钱，不仅订阅图书、理发、上音乐课，还十分关注医疗护理。皇室与民间日益高涨的医疗需求吸引着无数青年挤入医疗市场。1695年，议会废除了《出版许可证法案》（LicensingAct），出版的相对自由促进了医学知识日益大众化。到了18世纪30年代，产科小册子的发行量达到顶峰。18世纪中期，男助产士威廉·斯梅利（WilliamSmellie）在伦敦开设产科课程，此举形成风尚，男助产士纷纷效仿，他们以产房医院为阵地，不断壮大男助产士的职业队伍，促进产科知识的专业化。
产钳问世与男助产士的崛起
除了产科小册子、产房医院外，男助产士崛起的重要武器是产钳。17世纪初，钱柏林家族（TheChamberlens）因胡格诺派身份逃亡到英格兰，他们凭借接生活婴的产钳（forceps）成为英国最著名的男助产士，得以为皇室成员接生。钱柏林产钳被发明后，百年间皆为家族秘密，到17世纪末才以隐密的形式在法国、德国、荷兰流传开来。1732年11月，钱柏林家族最后一位男助产士沃克（WalkerChamberlen）去世后，产钳再也没有保密的意义。1733年8月，外科医生埃德蒙·查普曼（EdmundChapman）出版了《论助产术的发展》（ATreatiseontheImprovementofMidwifery），在文中提及产带和产钳两种工具，但直到两年后再版时他才公开产钳图纸，自此产钳逐渐普及。产钳的发明主要是为了解决难产的问题。产科工具自古以来屡见不鲜，但多以杀婴保母为目的，例如钩子（hook）、产钩（crochet）、碎颅钳（cephalotribe）等；而以保障婴儿性命为目的的产钳的出现，意味着助产术的发展以及医学观念的转变。分娩的“自然”过程变成了一个“病态的”、需要男助产士诊断的医学过程，“自然”被“正常”/“异常”取代，产妇也随之被客体化。解剖术的发展促进了人们对身体结构的理解，尤其是男性对女性生殖系统的了解。这一进展推动了医职的形成，其“科学性”又赋予了男性话语权。在这种情况下，男性参与到分娩中来，不再是以碎颅取婴的外科医生的身份，而是以取代助产士的“男助产士”的身份。而男助产士、助产士、产妇以及社会舆论等多方的互动是一个有趣而复杂的问题。
至18世纪中叶，产钳已在欧洲流行开来，男助产士根据机械原理和使用体验不断对其加以改良，产钳的形象似乎更安全、更人性化，但男助产士仍不愿被发现使用产钳。早在钱柏林家族最负盛名的彼得·钱柏林给产妇接生时，他就用布蒙住产妇的眼睛，将产房的门锁上，防止产妇及其家人看到他从精致的木盒子里取出产钳。这种心理直到18世纪中期依然普遍存在。斯梅利在产科小册子中介绍了隐藏产钳的小秘诀：“接生时以恰当的姿势安置好产妇，刀刃最好用羽绒被或衣服掩藏起来，悄悄放到产妇身体两侧；而支架要藏到操作者的侧边口袋里。准备工作做好后，坐下来准备接生，最好将床单铺在大腿上，在产妇以及仆人没有知觉的情况下操作。有些人会围两块布在肩膀上，然后将布的另一端扯到床边，这样能更好地阻挡人们的视线。”为了减小产钳使用中发出的金属撞击声，斯梅利将产钳的金属把手改为木制，同时给两片产钳裹上皮革，缓解产妇的恐慌情绪。
即便产钳提高了难产婴儿的存活率，当时的产妇对男助产士依然心有惴惴。数据显示，产钳虽然造福了很多新生儿，但也造成了大量的胎儿畸形与死亡。由于私人课程教育的零散性、非专业性，庞大学徒群体在产钳的使用上出现了很多技术性失误，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他们残忍的“杀婴”行为为小册子作者提供了攻击的把柄，舆论造势要将男助产士赶出分娩领域。对于助产士而言，与日俱增的产科小册子、顾客的减少都引起了她们的危机感，而男助产士的私人课程、产房医院的兴起则加剧了职业竞争。技术、性别之争引发了人们对分娩应顺其自然还是人为干涉、应该聘请助产士还是男助产士的争论，这些争论又主要聚焦于产钳是否被滥用。
顺其自然还是人为干涉？
并非所有男助产士都使用产钳，著名学者阿德里安·威尔逊（AdrianWilson）指出，提倡自然分娩的辉格党人反对产钳，而提倡使用产钳的主要是托利党人，双方围绕着是否使用产钳这一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与竞争。1752年，斯梅利发表《助产术的理论与实践论文集》，标志着这一讨论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1753年，辉格党人布兰代尔·艾克斯顿（BrundellExton）在小册子中严厉批判了查普曼滥用产钳的行为，提倡在难产时应优先使用转位手术。同年，男助产士约翰·伯顿（JohnBurton）发表公开信，指责斯梅利的助产术“浅薄而流于理论，前后矛盾；产钳笨重，实操性差，有滥用倾向”，并介绍了自己发明的产钳。此举侧面反映了男助产士间激烈的竞争，伯顿以反驳斯梅利为噱头宣传自己的产钳，增加客源。
除了男助产士之间的争论外，社会舆论对以斯梅利为代表的男助产士的崛起十分忌惮，甚至对其进行人身攻击，指责他滥用产钳，戕害产妇。 1748年，威廉·道格拉斯（WilliamDouglas）发表公开信，控诉斯梅利在行医过程中使用木制产钳时出现失误，“导致8名产妇死亡，由于她们地位低下，没有引起大众的关注”，又讽刺斯梅利“不如使用金属制的钳刃，我和同行早已抛弃产钳转而使用转位手术，后者可以完美取代产钳”。威廉其实是一个小册子作者，他利用社会对男助产士的恐惧大放厥词，从而增加小册子的销售量。这也是18世纪伦敦印刷文化的生动反映。小册子作者到各式各样的咖啡馆、小酒馆里搜集著名人物的花边新闻，撰写讽刺作品，耸人听闻，“丰富”人们的休闲生活。
医疗领域的激烈竞争也激发了助产领域的性别之争，不少助产士用小册子的形式回应男助产士的崛起。1737年，曾在汤顿（Taunton）、萨默塞特（Somerset）等地接生的萨拉·斯通（SarahStone）母女前往伦敦谋生。萨拉认为：“只要有娴熟的技巧，完全可以不依赖产钳而仅通过转位手术帮助产妇顺利分娩。”随着竞争白热化，男助产士通过对助产士“污名化”来实现自己合法性的做法引发助产士的反击；而斯梅利一文产生的巨大流行效应，正好给助产士提供了明确的攻击目标。最激烈的反抗者要数伊丽莎白·尼赫尔（Eliza⁃bethNihell）。1760年，她出版了《论助产术的技艺》（ATreatiseontheArtofMidwifery），抨击以斯梅利为首的男助产士助产技艺不精，毫无同情心，导致人口衰减。尼赫尔自称是巴黎旧圣灵医院（HotelDieu）的助产士，见证了2000多例成功的分娩，没有一个需要男助产士协助，也从来不使用产钳。斯梅利教授助产课程的道具更是让尼赫尔嗤之以鼻。她认为，这无法使学徒了解真实的分娩过程，相反，这些不检点的男助产士将败坏道德、毁灭人伦，严重威胁家庭和睦与国家稳定。人们对男助产士道德的指摘不止一处，约翰·布伦特（JohnBlunt）在《分解男助产士》（Man-MidwiferyDissected）一书中指责男助产士是恶魔，而聘用男助产士的妇女也被斥为“女性中的畜生”，“只有涂抹胭脂能让她们脸红”。
男助产士的身份转型
在这种情况下，男助产士逐渐放弃产钳，塑造有别于以往外科医生身份的专注于自然分娩的男助产士身份。到了18世纪下半叶，托马斯·登曼（ThomasDenman）在小册子《产钳、产带应用格言集》（AphorismsontheApplicationandUseoftheForceps&Vectis）中指明：“众所周知，助产不应使用任何工具；但当危机发生时，使用产钳无需隐藏”——体现了男助产士身份转型的过程。至此，斯梅利的时代已经过去。男助产士不再强调助产工具的使用，他们从原来的外科医生真正过度到了为女性接生、负责自然分娩的男助产士，同时他们开始关心女性分娩过程中的各种疾病及护理。此时他们赖以成名的不是产钳，而是通过社交的方式赢取女性顾客的喜爱。威廉·亨特（Wil⁃liamHunter）是最成功的代表。他是斯梅利最得意的弟子，18世纪50年代跟随斯梅利出诊，学习了使用产钳的技术。但是从18世纪50年代开始，舆论的压力、顾客的需求让他逐渐找到了自己的定位：谨慎使用产钳，提倡不干涉的分娩方式。这个时期流行的男助产士文化使他形成了独特的执业策略：与顾客处好关系比操练助产术更重要。例如他替顾客讲好话，帮她们赢得丈夫的心；再例如他为她们处理各种事务等。凭借他左右逢源的社交能力，威廉·亨特从一开始只能在宫廷外围、产房隔壁守护女王，到最后为女王接生了12个孩子。
中上层阶级的女性对新兴的男助产士十分感兴趣，因为男助产士采取一种相对平等的态度对待产妇，帮助她们向丈夫提出合理的权益，如增加可支配的收入、延长休息时间等。男助产士的伶牙俐齿缓解了分娩的枯燥和痛苦，他们的“科学”“理性”又树立了值得信赖的正面形象。女性顾客的赞誉提高了男助产士的竞争力。中上层阶级的“时尚”是人们争相模仿的对象，她们聘用的男助产士也逐渐受到追捧。此外，男助产士收取的昂贵费用（十几尼）为接生这件大事赋予了重要的仪式含义。虽然难以让妻子享受更高的物质消费，但是为其分娩聘请流行的男助产士，大多数丈夫都不会拒绝。而这种昂贵的收费又加深了顾客们的信赖，费用成为男助产士技术水平的直接象征。因此，产钳的兴衰是男助产士与女性顾客双方互动的结果。产钳的改进赋予了男助产士专业性，女性顾客的主动选择又造成了产钳的自然淘汰。
在实践过程中，产钳逐渐退出自然分娩的舞台，只有在出现难产时才被谨慎使用。继产钳之后，剖腹产成为另一个干涉难产的重要手段。20世纪初，英国的剖腹产概率低于2%，1990年上升到12%。在20世纪50年代，吸杯（ventouse）和胎头吸引器（vacuumextractor）在英、法以外的国家广泛应用。与此同时，加快胎儿娩出的会阴切开术也流行开来，到1980年，分娩过程中施行会阴切开术的概率上升到50%，这一过度的人为干涉造成的危害受到女性主义团体的批判。而在19世纪初未得到重视的产钳，到了1958年使用率上升到5%，1990年上升到12%—16%，大有回流之势。1993年的一项统计数据展示了五年间共140例产钳的应用情况：其中35.7%应用于低位接生，29.3%应用于中位接生，16.4%应用于胎儿旋转，19.3%应用于胎头后出，19.3%应用于剖腹产。可见随着技术的发展，人为干涉分娩的手段更加多元，但是人们在使用的过程中，依然采取了保守的态度，技术伦理的问题备受关注。经过科学的认知与实践的考验，人们放弃了危险系数较大的高位产钳，在中低位难产以及剖腹产中更加频繁地使用产钳加以辅助，产钳的价值得以证明。2008年至2014年，中国大陆剖腹产率为28.8%，占世界第一，在这种情况下，低位产钳助产得以有效减少剖腹产的概率。因此，在科技昌明的今天，如何权衡顺其自然与人为干涉，仍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在没有消炎、麻醉的18世纪，产钳的确是一种很危险的工具：相对于产钩，它过于庞大，不易操作，一不小心很容易伤及母婴。在这种情况下，选择顺其自然的分娩方式似乎更加稳妥。虽然产钳的设计不断发展，然而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后期一百多年的时间里，男助产士都在尽量减少使用产钳，降低人为干涉的危害性。男助产士在应用产钳时的人性化考虑，表明了人们在技术发展的同时对自然的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