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的高更，以自己的塔希提经验，创作出了《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20世纪初的布勒东，在《娜嘉》的一开头就自问“我是谁”，并以一种间接的手段回答“我究竟纠缠了谁”，从而开启了他的超现实之旅。
面对同样的哲学命题，米修的回答独辟蹊径：“我曾是谁？”在探索曾是谁的时候，他写下了著名的诗句：“生下来时，我浑身是洞。”这句诗预示了他的一生。身体，从一生下来，便是不完整、不自足的。它早已远离了那个灵与肉和谐的古希腊时代。它贫瘠，它不满足于自身所处的文化环境，它对整个地球都失望，它转而探索内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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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浑身是洞”的身体意象，有着十分浓厚的基督教、白人背景。无论是圣塞巴斯蒂安的“万箭穿身”，还是基督在十字架上被钉过的身体，都可以说是这一形象的原型。因此，透过“浑身是洞”的身体，摆脱自身所处的环境去寻找其他文明，就有了高度的隐喻性。相对于马尔罗的《人类的境遇》，米修提出了“（作为白人的）我是野蛮人”的说法，可谓惊世骇俗。《一个野蛮人在亚洲》横空出世，“亚洲”——想象中的，而非历史性的——成为米修一生中的“别处”，也奠定了米修一生对中国文化的兴趣。这还直接导向了他对赵无极的赏识——事实上，很少有国人知道，米修是赵无极真正的提携者。
我们仅需细读一下《一个野蛮人在亚洲》中有关中国的章节《一个野蛮人在中国》，就可以看到，米修是真心“潜入”中国文化，并试图学习和理解的。他未必能够达到谢阁兰的“汉学”水平，却也已经超越了保罗·克洛岱尔式的雾里看花、隔帘花影。他没有如马尔罗一样，在想象中“沉浸”到上海、武汉的喧嚣之中，或者像克洛岱尔，借助一种具体的中国样式——如中国的扇子——表述自己一种纯想象的“中国知识”，而是试图直接透过自己的旅行印象，抓住中国文明的一些特质，尤其是中国的艺术表现手段，如京剧，如书法，如水墨画。
事实上，中国的绘画与书法体系，在米修看来，完美地代表了他心目中那种身体与灵魂的关系。从绘画角度来说，中国古代绘画中的“散点透视”手法，与意大利式的传统、固定的透视迥然不同，吻合他心中对“内在透视”的需求。内在透视，肯定不能满足于眼睛的固定的观察点。正如法国超现实主义画家马塔所说，米修的“内在透视”意味着“内在同时可以看到在中央高原融化的雪，所有在天上淡去的云，整条卢瓦尔河的水流，以及它在大西洋的入海口”，而外在的透视却只能见到“一座城堡前流过的卢瓦尔河水！”
“整条卢瓦尔河的水流……”怎能不让人联想到《千里江山图》？米修的绘画作品从未试图表现如此完整的外在景观。然而，这种不局限于肉眼所见的、脱离西方传统透视手法的表现方式，对致力于表现“不可见”的米修来说，无疑启发巨大。
相比之下，书法对米修的影响更大，更为直接。早在《一个野蛮人在中国》中，他就花费了大量笔墨，对汉字进行描述。他醉心于汉字的构词法，觉得每一个汉字都是一个意味隽永的生动场景。按照他的理解，比方说，在汉语的“休”字当中，既能看到森林（右边的“木”），或者路边的树木，又能看到在树荫下“休憩”的人（左边的“人”字旁），以及那个终于得到休憩的人脸上的舒适和快乐……汉字中蕴藏着的无限的表现力，一生都让米修着迷。
跟罗兰·巴特和拉康等学者不同，我们无法知道米修的“汉学”老师究竟是谁。然而，有一点可以确定，就是他一生都在试图深入了解这一体系，以至于在旅行亚洲近四十年之后，他写出了一部关于中国汉字和书法的“专著”：《中国的象形表意文字》。与米修的所有著作一样，这本书是建立在想象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汉字演变基础上的“遐想”，正如他喜欢在他的比利时同胞、著名超现实主义画家马格利特的作品前“遐想”一样。同时，这又是米修著作中最努力具备现实基础的作品，因为该作品中选用了大量的中国书法作为插图。米修对书法越来越脱离象形，走向表意、走向抽象的过程尤其关注，因为他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创作方向：在中国书法的演变史上，汉字越来越符号化，以类比的方式成为世界的“隐喻”，同时成为书写者内心世界的呈现。这是一种完全吻合他创作需求的道路。
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在推动着米修作品的到来。按照勒克莱齐奥的说法，米修是“回到”上海了。年轻时候的他，到过上海。而我本人，在历时八年撰写了一部关于米修的厚厚的博士论文之后，在当今中国愈演愈烈的物质化氛围中，竟从未找到真正讲述米修的契机。自回国之后，米修就像躺在抽屉里的旧文，渐渐蒙尘。直到有一天，读了我的一篇法语文章的弗朗索瓦·米肖，突然出现在我眼前，而身旁是陈丹青和他的团队，背景是木心美术馆。当年的旧文，仿佛扔向大海的漂流瓶，在海涛中漂浮了十五年之后，被弗朗索瓦拾起，让我得以重新沉浸于米修的世界之中。更让我惊喜的是，当我向多年的忘年交、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提起米修与木心的展览时，他的热情也仿佛被我再度燃起。我们开始了长长的对话。当他关于米修的文字在圣诞之夜抵达我的邮箱时，我脑海里响起的是一句俗气而流行的话：如此大咖尚且这么拼，我还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因此，在米修“回到”中国，与木心进行心灵对话之际，我既感激命运让我能够参与这一盛事，同时又坚信，其实这一切早晚都会发生的：这是东西方两个“游动的灵魂”不可避免的相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