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做研究的人总有一个自己钟爱的研究领域，有一本早晚注定要写的书，那么作者研究就是我钟爱的研究领域，《作者》就是一本我注定要写的书。
早年我读一本书的时候，总是会想：写这样一本书的是个什么样的人？展开书卷之前，只觉得能够写出作品的人很神奇。读书的过程中，作者的形象浮现在字里行间。合上书卷之际，我便又多了一位熟悉的作者与我结伴同行在这个世界。读《西游记》时，我觉得吴承恩也应该是一个三头六臂，能够上天入地的人物，他的本领或许还要超过孙悟空；看了《聊斋志异》，我总觉得蒲松龄的书房里也一定有过一位风姿绰约的狐仙替他掌灯燃香，铺纸研墨。那时候我并没有读过作者传记，作者都藏在书的墨香里，锁在尘封的岁月里。关于作者的种种，只不过是我模糊的想象。
文学选读在进入作品之前，总有一段作者生平简介。这样读者很自然地就会将作者的创作与其生命联系在一起，认为那是他/她生活的一种反映。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阅历、什么样的见识、什么样的阅读背景，就会写出什么样的作品。作品体现的是作者的生活经历和生命状态。有些作者经历简单，但却有丰富的想象力。不过，想象力也一定是从生活经历中得来的，不会超出个人阅读和认知能力的边界。作者的创作与其经历、思想、视野、情感有天然的联系。这是一种朴素的看法。
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流行所谓的通才：既然学文学，就要把文学内相通的地方弄清楚，分析文学现象背后的原因；既然喜欢研究作家，就要把造就作家的各种因素找出来。于是，我从图书馆里找来了英国文学史、美国文学史、德国文学史、法国文学史、日本文学史等等，下定决心要先读遍各国的文学史和名著，再总结文学创作和作家生成的规律。为什么有些人适合当作家，有些人则不适合？为什么有些人阅历丰富却写不出东西，而有些人生活简单却能够创作出丰富的文学作品？我觉得作家的生成一定是有共性的。每个国家的文学虽然有其独特的轨迹，但也总有一些共通之处；每个作家虽然都有其独特的生活道路和创作特征，但总有一些相通的品质。我希望找到这种共性或者说规律性。即使自己不能创作，也要了解创作的规律；即使自己不能成为作家，也要通晓作家的秘密。这是当时我这个年轻人的大梦想。
只研究一个作家，把目光和视野长久地停留在一个作家身上，无法满足我的探索需求。在后来的研究中，除了英美作家研究，我开始关注澳大利亚、爱尔兰、加拿大、法国、俄罗斯的作家。我对作者的生成、写作特质和独特的影响力感兴趣。简单地说，我对所有的作家感兴趣。我关注作家的方方面面，而不是一个具体的作家。我关注一个具体作家，也是把他/她放在文学史的长河中、文类的发展过程中去考察，在对比中找出他/她独特的意义。
我当然有自己喜欢的经典作家，如莎士比亚、歌德、华兹华斯、狄更斯、劳伦斯、惠特曼、霍桑、马克·吐温等等；也遇到过很多能够在某些方面触动我的当代作家，其中有公认的知名作家，也有不知名但有好作品的作家。我能够鉴别并欣赏独特的作家个体，但我更希望了解他们的共性，以及他们作为文学作者对文学、对人类的贡献。
随着学习的深入，我进入了文学理论的广阔领域。在文学理论史中，我惊讶或者说是惊喜地发现，几乎所有的大文学理论家都思考过这些我一直感兴趣的问题：作者是什么样的人？文学的作者是如何形成的？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作者的作用是什么，又如何发挥作用？这些文学理论家都对“作者”下过定义，谈论过他们对心目中理想作者的期待和看法。有的文学理论家尽管自己没有创作过文学作品，但也对作者的创作提出了见解。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朗基努斯，到黑格尔、康德、叔本华、尼采等哲学家，还有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等等，都对作家的创作秘密和作家的作用进行过专门的论述。此外，一些大作家，如贺拉斯、歌德、华兹华斯、柯尔律治、雪莱、济慈、泰戈尔、艾略特等，都结合自己的创作，对诗人何为和诗的创作规律发表过高论。至于现当代作者，他们似乎每天都纠结于这类问题：“为什么写作？”“文学有什么用？”等等。而当代文学理论对这类问题的答复和回应，远不如古典文论家那么丰富而有说服力。
我把从文学理论中得到的体会和思考写进了《西方作家理论研究》一书，总结了从古到今的大思想家、理论家对作者的看法，梳理了西方作者理论从中心到边缘的历程，归纳了不同时期的作者理论的特点。当然，我也在书中写下了我的观察和想法。这是与理论家对话的书，是理论层面的写作。在我的另一著作《诗性的拯救》中，有对重要文学理论家关于作者的思想评述，也有对一些具体作家的研究，还有从作家角度进行的作品分析。这是作家研究与作品分析相结合的一种努力。
在这样的阅读与写作过程中，我既认识到了作者理论的丰富性，也认识到了它的复杂性。比如柏拉图，他既说人的灵感得之于神，诗人写诗属于灵感神授；又指出文艺的本质是拙劣的模仿，模仿型诗人是拙劣的写作者，和灵感神授的作者无法相提并论。同样是作者，为什么有些人能得到神的眷顾，而有些人只能够进行拙劣的模仿？柏拉图的问题其实是：诗人是要传达神谕，还是要用他的诗歌陶冶人的性情、培养克制忍耐的品质、为教化城邦保卫者服务？柏拉图的深刻问题启迪了后人关于作者理论的思考。
古典时期，文学与理论的关系十分密切。古典诗人把理论家看成导师，认为诗歌要吸取哲思；古典理论家则把诗人看成生活的观察者和记录员，他们熟练地从文学作品中拾取例子来支撑自己的思想。在这一时期，理论家和文学作者相互信任。而到了近代，面对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很多理论家把人性拯救之途径归为诗性和诗意的栖居，却又希望诗人能够消解自己。把诗性之拯救的重要性和诗人个性的消解相提并论，是现代作者论的一个悖论。现代作者要承担拯救人性的重任，但他们却并不认为自己是维多利亚时期具有崇高品质的英雄诗人，而是夜半孤独的精神拾荒者。一方面，现代作者希望自己还能够像古典诗人一样传达神喻，指点人生的道路；另一方面，他们在现实中越来越受挫。他们为物质社会的商业主义浪潮所裹挟，不断生成孤独感和虚无感，古典作者身上的那种激情几乎完全不见了。而且，现代作者也没有理论家撑腰，彼此渐行渐远。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有了楚河汉界相隔，成为泾渭分明的两个领域。现代文论中，甚至出现了“作者之死”的论调。
关于作者古老而朴素的说法似乎成为一种怪异的、不合潮流的看法。这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还是时代潮流使然？是作者的问题、文学的问题，还是理论的问题？不管怎么说，文学理论或者文学本身，一定出了问题。而寻找问题的答案不仅需要理论家的介入，也需要作者的声音。只靠理论家，难以找出这个问题的症结。
带着这样的想法，我背起行囊，开始了另一种探索。2006—2007年，我在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访学期间联系了十多位不同地域、不同背景的作者。在校园书店的作家角、教授办公室、科学促进研究院、学生活动中心、克雷顿大学的亚洲世界中心，以及亚特兰大作家与创意写作年会等场合，我与他们做了面对面的访谈。一开始，我想了解的问题很多，访谈的内容十分庞杂，但后来问题慢慢变得清晰，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为何写作？如何开始创作？创作的灵感和素材来自何处？如何理解作为作家的生活？何为作家？作家在人类的生活中能够起什么样的作用？在为了总结这种探索而写的《诗性的对话》的前言中，我说：“我丈量过书中提到的每一寸土地”。这是一本背起行囊，打开录音机，和作家面对面交谈，实地考察作家创作的环境后写出的书。这也是一本提出问题并探索研究方法的书。基于对美国当代作家的写作环境的分析，我提出了作家生态研究的概念、思路和方法。
在这种访谈和行走中，有两件事让我感到震惊和新奇。第一件是美国作家的构成。我找的作家，不管是当年美国国家图书奖（NationalBookAwards）的得主，还是前一年的美国桂冠诗人，又或者是其他遇到的作家，他们都在大学校园里任教，大都获得过文学创作专业学位。在大学里教授文学创作？！写作可以教授吗？作家可以培养吗？这种简单朴素的问题，却像幽灵一样让很多作家和文学教育者想不明白。写作靠天才和灵感，怎么能够教授呢？作家都是特殊的人，写作是一种特殊的才能，怎么能够成批培养呢？这样难道不会形成一种模式吗？写作强调个性，千篇一律的模式化写作太可怕了。这种想法就是把写作看得过于简单，把作家的成长看得过于简单了，也就是把一个复杂的问题过于简单化了。作家培养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写作的教授也是个系统的工程。作家可以培养，而作家的专业化、职业化甚至类型化，在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很多问题需要探讨。但要想回答这些问题，首先需要改变观念，进行一系列的研究。
第二件是2006年的亚特兰大作家与创意写作年会。那次会议竟然有4900多人参加，与会者遍布几条街。在酒店的走廊上或电梯里、大街上、餐馆里，参会者或席地而坐，或步履匆匆，交谈的话题都是如何写作。在与年会同时举办的图书展览会上，几百家出版社展出了成千上万种关于写作的书籍、杂志、报纸，以及创意写作的教案、创作经验谈、作家访谈、创作基金申请和投稿指南等。写作领域真是大有可为。当时在台上发言的都是著名作家，但是他们的职业却是医生、演员、学生等。在创作领域中乘风破浪的作者们，其实可能就是一个坐地铁到办公室上班的普通上班族。在这样的氛围里，很难再生出写作是天赋灵感的想法。
这次经历让我开始思考两个问题：一个是作家培养的机制与体系，作家成长的环境与生存状况；一个是创意写作的教学资源与课程设置。回国之后，我着手翻译与引进创意写作书系，先后翻译出版了《成为作家》《开始写吧：虚构文学创作》《开始写吧：非虚构文学创作》等。此外，我还与出版社合作，开创了“创意写作国际论坛”。我提出了“作家可以培养，写作人人可为”的观点，先后发表了《创意写作改变作家的未来》《大众写作时代创意写作的教与学》《大众写作时代的表征与影响》《创意写作的阶梯》等文章，探讨了作家培养与创意写作的结合问题。
发表这些观点、做这些工作，都是为了作者理论研究的落地与实践。面对20世纪作者消解的理论转向，在“作者之死”的背景之下继续做着作者理论研究，似乎显得不合时宜，甚至多余。在“作者是什么”的理论氛围中，我这样的研究声音十分微弱。但是，我也清醒地认识到，那种思路下的作者理论研究只会走进死胡同。所以，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并确立作者理论的研究范畴、领域和方法。我写《“作者之死”与作家重建》这篇文章，便是从离作者理论研究最远的形式主义中梳理出其对作者研究的实际影响。这样做是为了说明，即使在看似与作者理论相距甚远的形式主义中，作者也并未远去，我们可以借助其他现当代理论，如女性主义，让作者研究重新发声，再现它的生命力。就作者理论而言，我尽了自己的微薄之力，即便收效甚微，甚至没有回声，我也并不后悔。我承认，我的作者研究还是具有古典情怀的，但是我也相信，通过提出作者生态研究和推动创意写作研究，我找到了作者理论的突围之道，站在了作者理论的潮头，能够给作者理论带去积极的转向。
这次写作《作者》一书，就是系统整理我的作者理论的一个契机。这是一次总结，但我更希望，这是一次开始、一个阶梯、一块新形势下作者研究的垫脚石。它不仅仅只是总结了一个话题和研究领域，还开创了新的方法和新的道路，开启了一些新的研究分支，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
从文学理论史中的作者理论梳理，到作家生态研究思想的提出及作者研究方法和理论的建构，再到创意写作研究，这是一条由理论到方法、由方法到实践的研究道路。真正在意作者研究和热爱作者理论的人，应该有勇气提出新的研究思路，以实践来回击“作者之死”。我们不但要让作者复活，而且要重建作者，重构被破坏了的作者研究体系，确立作者研究的合法性。
作者作为人类导师的古典观念是有些久远了，但这种情怀却依然存在于很多作家心中。抛开繁复晦涩的理论阐释不说，每一本书、每一篇文章背后都有一个作者。读到一本好书，看到一篇好文章，很多人都希望见到作者。如果能够看到作者的照片，也许还会增加亲近感。如果知道这个作者的故事，甚至和这个作者有接触和交往，则更容易增加信任感。
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写作方式和作品发表方式会带来不同的作者生态，生产新的作者形态，引出作者理论的新课题。在网络时代、新媒体时代、短视频时代、听觉时代、智能语音录入时代，书写方式、发表方式、传播方式、影响方式日新月异，作者出现了新的面貌。这些都应该纳入作者理论研究的范畴。作者如何会终结？写作不止，作者永在。作者研究，路长且广。
在学习和研究的道路上，我是个后知后觉的人。幼时我常一个人在胡同里行走，到了街口，发现有很多通向不同方向的路。选择其中一条走出去，往往有一种自己走出一片天地、豁然开朗的感觉。我在胡同里领悟的一己之得实际上已有很多人思考过，千百年来不乏鸿篇巨制，也不乏黄钟大吕之声。原来，我感兴趣的问题是一直存在的，我走的是无数人走过的路。在那么多先行者的引领下，我愿意一直在这条路上走下去，关注它的方向、它的岔口、它的障碍、它的新貌。感谢在胡同里的行走，让我有了自己的路径和节奏。在作者研究领域，我是一个留守者、一个行走者。如有同行者，自是幸事。
